[摘要]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最鮮明的特色、最顯著的優勢和最有力的保証。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首要原則。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具有內在的關聯性。中國式現代化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晚清以來的現代化史的內生邏輯所決定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負有文明使命的政黨，具有強烈的歷史自覺、歷史擔當與歷史主動精神，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文明力量，展現了獨特的政黨功能與強大的領導力。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力來自廣大人民，來自偉大的學習傳統，來自深刻的自我革命，來自源遠流長的精神譜系，來自戰略謀劃與組織執行力。
[關鍵詞] 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共產黨﹔領導力
[作者簡介] 李文堂，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育長。
黨的二十大剛剛勝利閉幕，全黨上下都在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中國領導科學研究會、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的建設教研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江西行政學院)共同舉辦中國共產黨領導力論壇(2022)，以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共產黨領導力為主題，研究探討為什麼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如何提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既有重大理論意義，也有現實指導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是內在關聯的。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報告闡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最鮮明的特色、最顯著的優勢和最有力的保証，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首要重大原則，就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報告強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在黨。
中國式現代化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晚清以來的現代化史的內生邏輯所決定的。19世紀的中國處於世界經濟體系的邊緣位置，晚清的 工業化與維新變法都無法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無法抵御殖民主義的侵略，中華文明面臨西方現代性中的野蠻挑戰。由於晚清國家權力的下移，政府的財政軍事力量無法在殖民主義體系中自主推動中國的現代化。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總統制與代議制的失敗，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文明世界”的滿目瘡痍，都使國內先進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化方向、路徑乃至現代文明展開深刻反思，從思想改造到社會改造，探索創造新文明的道路。十月革命使李大釗等人“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中國作為一個文教國家，不同於西方基督教文明內部高度分化的社會結構，而是高度整合在一起的。傳統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三大領域的社會功能是通過文官體系緊密連接在一起的。1905年科舉制廢除后，國家動員能力進一步下降。沒有強有力的文化領導力量，就無法凝聚人心，整合社會各階層的力量，完成文明再造之重任，重建大一統的文明體系。
中國共產黨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誕生，是一個具有強烈的現代性意識與文明使命的政黨，始終以文明更新為己任。中華民族在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在中華文明至暗時刻，中國共產黨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精神，推動中華文明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近代中國最危急的時刻，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創造的偉大文明，使中華文明再次迸發出強大精神力量。”這種“激活”過程，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覺醒”與文明的現代化的過程，是中華文明洗去舊日塵埃重放光明的過程。
這種“激活”過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重建了自己的歷史主體意識，使自己深深扎根於中國人民，扎根於中華文明的土壤中，激活了中華民族的力量，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力量，展現了強大的社會動員力、文明創造力，從而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堅強領導者。
而這一切是經歷了“漫長革命”道路才實現的。中國共產黨從文化革命、政治革命走向社會革命，全面掌握了文化、政治、經濟領導權之后，才完成現代化的動員，確立起自己全面的領導地位。我們比較各國現代化的歷史，就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動員現代化過程，是一個漫長的革命過程。恩格斯講過一個觀點，英國的現代化道路是從社會革命開始的，從商業革命、社會變革開始，逐漸走向政治革命，法國的現代化道路是從政治革命開始，再走向社會革命，而德國現代化道路則從思想文化的革命開始。在中國，因為文明形態、社會結構不同，需要有一個總體性的革命動員，所以從文化革命入手，引進了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動員社會改造，在完成政治革命的基礎上，再全面推動社會革命，完成現代化動員。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強調中國共產黨是社會革命論者，在1958年談“不斷革命”時就指出“政治革命”完成后黨的工作重點要轉向 “技術革命”。毛澤東、周恩來提出“四個現代化”、鄧小平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概念，都是“社會革命”的范疇，乃至鄧小平稱“改革開放是第二次革命”。因此，我們不能把革命史觀與現代化史觀簡單對立起來，學術界的某些傾向是不對的，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史觀與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也不符合西方現代化的歷史實際。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回顧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推進與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總結黨的領導經驗，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式現代化一步步推進和拓展，實現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靠的就是黨的全面領導，靠的就是全面從嚴治黨，以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
我們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要始終贏得人民擁護、鞏固長期執政地位，有大黨獨有難題，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面臨“四大風險”“四大考驗”。與此同時，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復興大業也面臨外部世界的遏制、封鎖與打壓。這一切都需要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牢牢掌握文化領導權、政治領導權與經濟社會領導權，在全過程人民民主基礎上，確保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發揮好黨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使黨成為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核心力量。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負有文明使命的政黨，具有強烈的歷史自覺、歷史擔當與歷史主動精神，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文明力量，展現了獨特的政黨功能與強大的領導力。那麼，這種領導力究竟是從哪裡來呢？
一、黨的領導力來自廣大人民
毛澤東同志曾深刻指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隻有贏得人民，動員人民，將人民的力量匯聚起來，才能產生強大的領導力，才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 年的“七一”講話中深刻闡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中國共產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中國共產黨正是緊緊依靠人民，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放手發動群眾，善於發動群眾，才成功領導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 勝利，取得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同志深刻洞察到“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人民戰爭”的思想，領導人民贏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改革開放的成功，就是尊重人民的主體性、激發人民的創造力的結果，黨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讓每個個體的創造力充分涌流。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實際上就是要堅持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培育創新文化，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保障人民權益，通過全過程人民民主匯聚民意，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進而推動中國式現代化。
因此，黨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力來自人民。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首先必須堅持人民至上，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報告指出：“我們要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願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為人民所喜愛、所認同、所擁有的理論，使之成為指導人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因此，我們要注重調查研究，甘當人民的小學生，“學於眾人，斯為聖人”。黨的理論、方針、政策都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才能發揮其強大的影響力、號召力，黨也才能贏得人民，號召人民，具有匯聚人民力量的強大動員力。
二、黨的領導力來自偉大的學習傳統
中華民族有一種追求聖賢政治的傳統，強調人皆可為聖賢、德性可學習。這就是孔子所代表的偉大學習傳統，學而時習之的傳統，注重知行合一的修養傳統。正是在這一學習傳統基礎上發展出了后世的選賢任能的文官治理體系，使中華文明充滿人文的理性光輝。中國共 產黨在革命實踐中，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延安時期在發動“生產運動”的同時就發動了 “學習運動”，形成“實事求是”的學風，創造性發展了孔子學習傳統，重視共產黨人的修養，從而極大提高了黨的凝聚力、戰斗力與動員力。在探索、推進與拓展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我們黨更加強調選賢任能，形成德才兼備的人才導向，黨內聚集了大量來自五湖四海、具有專業化訓練的知識型人才。與此同時，黨也更加重視學習型政黨建設，強調日常學習、組織學習，特別是通過黨校、行政學院的制度安排，不斷增強干部的德性政治修養、思想活力與理性決策能力，確保黨具有強大的現代化動員力。黨的領導力由此而增強，黨的力量因此而壯大。這是我們黨明顯不同於其他西方政黨的地方。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秋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上發表重要講話，要求青年干部提高政治能力、調查研究能力、科學決策能力、改革攻堅能力、應急處突能力、群眾工作能力、抓落實能力等“七種能力”。這些能力都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備的領導力，而對這些能力的要求，體現了黨的領導力強調理論能力和實踐能力並重的傳統，體現了孔子所代表的學而時習之的精神。
三、黨的領導力來自深刻的自我革命
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洗禮，依然初心不改、朝氣蓬勃，永葆生機活力，就在於我們黨具有勇於自我革命的品格，形成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政治文化與動力機制。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是一個具有文明使命的政黨，從偉大學習傳統中汲取理性力量，在革命、建設與改革開放過程中，不斷通過黨內的學習制度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刀刃向內、壯士斷腕的勇氣，不斷深化改革，革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與腐敗行為，回應廣大人民的訴求，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從而贏得人民，鞏固執政之基，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直面大黨獨有難題，加強全面從嚴治黨，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形成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完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使黨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強大戰斗力，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堅強領導力量，以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
許多發展中國家都面臨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反腐問題﹔而一些發達國家所面臨的普遍問題，就是官僚主義問題，這些問題都會嚴重削弱政黨的領導力。中國共產黨在總結歷史經驗基礎上形成的自我革命理論與實踐，給出了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極大增強了中國共產黨在“四大風險”“四大考驗”面前動員現代化的領導力。
自我革命是馬克思主義大黨具有解決自身獨有難題的領導力的體現。這種自我革命精神，是湯之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是《大學》自新而新人的精神，是對德性政治文明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具有強大的文化感召力與動員力。
四、黨的領導力來自源遠流長的精神譜系
偉大的建黨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弘揚偉大建黨精神,構建起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這個精神譜系是我們黨百年奮斗的歷史建構起來的，是我們黨優良傳統和優秀品質的集中體現，是中國共產黨強大領導力的重要來源。
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必須從自己的精神譜系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等，新中國建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兩彈一星”精神、特區精神、抗震救災精神、抗疫精神等偉大精神，都是我們黨領導現代化建設的精神支撐。這些精神的源頭就是“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這一偉大建黨精神，而這一精神又植根於我們中華文明五千年綿延不絕的基本精神。
比如，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精神，就源自中華文明的自強不息的精神。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寫過一篇重要的文章叫《永久奮斗》。毛澤東認為，“永久奮斗”就是要“奮斗至死”，“奮斗至死”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條政治道德，就是要為人民奮斗終身。這種“永久奮斗”精神和《周易》強調的“自強不息”的文化精神是一脈相承的。習近平總書記也重提了毛澤東的“永久奮斗”精神，並指出我們黨的精神譜系有其文化基因，植根於中華文明，實際上揭示了黨領導力深層次的精神之源。
沒有這種源遠流長的精神譜系，我們也就沒有足夠的文化自信，就沒有強大的精神力量，去動員人民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五、黨的領導力來自戰略謀劃與組織執行力
黨的領導力的重要來源就是戰略謀劃。戰略領導力是決定領導成敗的關鍵因素。我們黨之所以能成功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首先在於從新中國成立起就對現代化事業進行科學的戰略謀劃。從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到新時代，我們黨高度重視現代化的戰略謀劃。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兩步走”戰略安排。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布局和戰略目標越來越科學、越來越明晰。
中國共產黨不僅重視和善於戰略謀劃，而且重視和善於組織執行。黨的力量來自組織，沒有嚴密、堅強、穩定的組織體系，就沒有黨的領導力。我們黨具有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嚴密組織體系，這是我們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是世界上其他政黨都難以比擬的。黨的組織體系中，黨的中央組織是大腦和中樞，具有特殊地位，把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作為根本的政治要求，才能有效發揮黨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作用，才能確保黨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堅強領導，有力組織戰略謀劃落地。
比較各國政黨的領導力可以清楚看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的突出優勢就在於其長遠的戰略謀劃與強大的組織執行力，具有理性的、可預期的、穩定的動員力。正因為這樣，中國才可能快速崛起，不斷推進與拓展中國式現代化，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中國共產黨的現代化領導力研究是一個重大的時代課題。中國式現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國際社會越來越關注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的問題。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這個問題已經有許多解釋，但還需要拓寬更大的視野，拓寬比較現代化、比較文明視野，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身上的文明力量。要從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個結合”、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維度，深入研究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式現代化中的領導地位與領導力問題。
[本文系李文堂同志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力論壇（2022）開幕式上發表的講話。本次論壇由中國領導科學研究會、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的建設教研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江西行政學院）共同舉辦，主題為“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共產黨領導力”。]
(責編：黃宇琪、鐘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