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從世界觀到方法論、從金融工作中心任務到制度保障，強調“八個堅持”，系統闡述了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本質特征，這為開創新時代金融工作新局面指明了方向。從共性和特殊性看，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既要體現金融本質特性，又要突出中國特色，因此需要強調金融的功能性、外部性、政治性、人民性。
功能性：構建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中國特色金融服務體系
實體經濟是金融的根基，金融必須回歸本源，把服務實體經濟放在首要位置。從資源配置效率角度看，金融資本對現實資本的選擇性，可以優化資源在不同部門間的配置效率，提高實體經濟效益並反作用於金融市場的發展，形成金融和實體經濟共生共榮的良性循環。我國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不斷深化對金融本質和金融發展規律的認識，形成了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觀。這一金融觀是對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的繼承和發展。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觀，為正確認識和處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構建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體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提供了正確的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
從革命戰爭時期開始，金融就始終與基礎設施建設、工業體系建設、民生經濟等緊密相連。改革開放以來，金融業成為發展速度最快、最具發展潛力的行業，並以其特有的資源配置方式和效率助推中國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金融業與實體經濟的關系發生了顯著變化，金融為實體經濟提供了大量融資。但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也存在不足之處，出現了金融資本自我循環及其與實體經濟循環的背離效應，出現了“金融超發展”現象。
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明確指出，“2008年爆發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告訴我們，放任資本逐利，其結果將是引發新一輪危機”。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金融要把為實體經濟服務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在這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堅持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宗旨”，“要著力打造現代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疏通資金進入實體經濟的渠道”，“完善機構定位，支持國有大型金融機構做優做強，當好服務實體經濟的主力軍和維護金融穩定的壓艙石，嚴格中小金融機構准入標准和監管要求，立足當地開展特色化經營，強化政策性金融機構職能定位，發揮保險業的經濟減震器和社會穩定器功能”。隨著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金融資源不斷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已初步形成，不僅包括結構合理的金融市場體系、分工協作的金融機構體系、多樣化專業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體系，也包括科學穩健的金融調控體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完備有效的金融監管。
外部性：構建風險全覆蓋無死角的金融監管體系
金融具有風險外部性特點，金融監管必須風險全覆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經歷了一系列系統性重塑。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健全金融監管體系。這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切實提高金融監管有效性，依法將所有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全面強化機構監管、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持續監管，消除監管空白和盲區”，從五個方面為構建全覆蓋無死角的金融監管體系指明了方向。
“機構監管”和“功能監管”互為補充。從監管職能劃分，金融監管分為“機構監管”和“功能監管”兩種方式，各有其優勢和局限性。“機構監管”是以金融機構法律地位來區分監管對象，但“機構監管”由於監管標准難以統一，容易誘發監管套利。“功能監管”能夠彌補“機構監管”的不足，但“功能監管”會提高管理成本，加重監管負擔。而且，“良好區分產品邊界”是功能監管的前提，隨著創新產品不斷增加，越來越難以界定產品的邊界。所以二者需要互補。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逐漸形成了“分業+分段”監管模式，“一行三會”各司其職。2017年11月，在“一行三會”之上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作為國務院統籌協調金融穩定和改革發展重大問題的議事協調機構。2018年3月，根據黨的十九大關於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的決策部署，將原銀監會和原保監會的職責進行整合，組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2023年3月，《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開啟了新一輪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與原有的監管體系相比，從根本上理順了機構監管和功能監管的關系，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監管架構，也標志著中國的金融監管基本框架從分業到統一的轉型。
“行為監管”體現了“雙峰”監管的理念。“雙峰”監管的優勢是職責權限劃分明確，將行為監管主體和審慎監管主體分離，就是將金融監管機構分成兩個：一個是保護消費者（即監管服務的行為監管），一個是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即監管安全的審慎監管），但各國在“雙峰”架構選擇上差異較大。我國這次在原銀保監會基礎上組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成為事實上“內雙峰”監管模式，統一負責除証券業之外的金融業監管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團的日常監管職責，統籌負責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中國人民銀行仍承擔主要宏觀審慎監管職責，証監會繼續負責証券業監管職責。
“穿透式監管”是透過現象看本質。理論上，“穿透式”監管基於“實質重於形式”的核心原則，是監管者發現市場參與者的真實身份，識別隱藏在形式背后的實質交易。實踐中，通過對主體的向上穿透，核查真實投資者﹔通過對產品的向下穿透，核查投資標的底層資產。此次金融機構改革后，“穿透式監管”是在“一委一行一局一會”的監管框架下進行的。
“持續監管”是強調動態的監管過程。從實踐來看，持續監管是把持續性監管安排在日常監管工作中，強調時間上的連續性，要求銀行監管不能搞“運動式”和“一次性”，對金融風險要持續跟蹤、分析、監控和糾正的過程，直至實現監管目標。
政治性：建立“黨集中統一領導下”的國家金融治理體系
金融工作是國家金融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政治性反映了社會主義金融性質。堅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最核心的是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做好新形勢下金融工作，要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金融改革發展正確方向，確保國家金融安全”。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對金融工作的領導，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進程中，高度重視結合具體國情和歷史任務開拓創新金融理論和實踐，形成了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在革命戰爭年代，黨對金融工作的正確領導活躍了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經濟，為中國革命全面勝利奠定了基礎。新中國成立后，黨採取有力措施整頓和改造私營金融業，治理通貨膨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本建成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國家金融治理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領導金融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建設不斷加強，金融業保持快速發展，金融改革有序推進，在歷次金融危機中，中國金融市場經受住了考驗。這充分証明了黨的領導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最大政治優勢，是中國金融發展的最大特色。
2023年3月，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是此輪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突出亮點，是我國探索建立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的又一重大創舉。將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的金融系統黨的建設職責劃入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負責統一領導金融系統黨的工作，指導金融系統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等。
人民性：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普惠金融服務體系
金融的人民性回答了“發展為了誰、發展依靠誰、發展成果由誰享有”的問題，是反映一個政黨的根本性質、根本宗旨和價值取向的重大問題。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是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與西方金融發展的本質區別，為新時代金融改革與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引。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大轉變使得我國金融發展的主要任務也隨之發生了調整。一方面，金融能夠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夯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金融對於防止兩極分化不可或缺。
實踐中，以人民為中心具體體現在把發展普惠金融作為實現包容性增長的戰略選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建設普惠金融體系”，“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從內涵來看，包容性增長特別強調貧困或低收入群體參與經濟發展過程，平等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福利，並為經濟發展引入新的動力機制﹔普惠金融特別強調為貧困人口提供公平的金融服務，並據此推動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從互動機制來看，普惠金融是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重要手段，而經濟增長又反哺普惠金融的發展。當前，金融機構已建立起服務小微企業的長效機制。2023年三季度我國普惠金融各領域貸款增長較快。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普惠小微貸款余額28.74萬億元，同比增長24.1%。在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的建設過程中，金融資本作為供給的核心要素，人民性將更好地落實到金融服務中。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教授]
(責編：黃宇琪、鐘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