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推進理論的體系化、學理化”命題的提出，既是黨的理論創新的內在要求，也表明我國理論界對黨的創新理論的研究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層次和水平。體系化注重理論觀點之間的邏輯結構、總體框架及其構成的完整性、完備性，學理化注重思想挖掘的深入化、話語表達的學理化、內容闡釋的學理化、精髓概括的學理化、理論建構的邏輯化，體系化內在要求學理化，學理化服務於體系化。現有研究成果大多在體系枝干、總體方略、全面保障、領導主體、原創貢獻上下功夫，雖難能可貴，但對哲學根基和體系主干的研究還不夠完備和深刻。本文嚴格按照中央關於“體系化、學理化”的要求，在研究和表述中，既知其言更知其義、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既知其語更知其道，在嚴格同“中央精神”對表並尊重“文本原意”的前提下，深入挖掘相關重大政治命題和論斷背后的道理學理哲理，上升到體系高度、深入到學理層面，力求以學理方式，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體系和邏輯結構，從歷史方位、哲學根基、體系主干、體系枝干、全面保障、領導主體、原創貢獻七個基本方面呈現出來。
【關鍵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理論創新 體系化 學理化
作者簡介：韓慶祥（1957-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專家工作室領銜專家、一級教授（北京 100091）。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3年第9期。
習近平在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推進理論的體系化、學理化，是理論創新的內在要求和重要途徑。這不僅是黨的理論創新的內在要求，也表明理論界對黨的創新理論研究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層次和水平，向新的高度和深度提升。體系化注重理論觀點之間的邏輯結構、總體框架及其構成的完整性、完備性，學理化注重思想挖掘的深入化、話語表達的學理化、內容闡釋的學理化、精髓概括的學理化、理論建構的邏輯化，且深入挖掘重大政治命題和論斷背后的道理學理哲理，體系化內在要求學理化，學理化服務於體系化。本文嚴格按照中央關於“體系化、學理化”的要求，在研究和表述中，既知其言更知其義、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既知其語更知其道，在嚴格同“中央精神”對表並尊重“文本原意”的前提下，力求以學理化方式，精准挖掘相關重大政治命題和論斷背后的道理學理哲理，且上升到科學體系高度、深入到學理深層面。
以學理化方式提煉概括、全面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體系，首先需要確定一種方法論。這一方法論可從兩方面入手。
一是基於習近平治國理政的實踐來把握其科學體系的板塊結構、內在邏輯和總體框架。實踐是理論之源。我們的理論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這意味著首先要搞清楚習近平治國理政實踐及其所處的時間、空間、條件即“歷史方位”（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時代背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發展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每個時代總有屬於它自己的問題，馬克思指出：“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每個時代隻能提出它能解決的問題、提出它能完成的任務。習近平治國理政實踐所解決的時代性問題，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集中解決“大而不強”的問題，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解決時代性問題、完成歷史任務、實現奮斗目標，在習近平那裡，既運用“哲學方法”，也採取“總體方略”，還提供“全面保障”。最為關鍵的是更需要一個強大的“領導主體”。
二是從比喻意義上理解科學體系的板塊結構、內在邏輯和總體框架。這可從把握“一棵參天大樹”的板塊結構入手。一棵參天大樹，首先要搞清楚它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條件下栽的”，這好比科學體系所在的“歷史方位”﹔其次要搞清楚這棵大樹的“根深不深、實不實、牢不牢”，根深才能葉茂，這好比科學體系的“哲學根基”﹔再次要搞清楚這棵大樹的“主干高不高、粗不粗”，這好比科學體系的“體系主干”﹔接下來，也需要搞清楚這棵大樹主干上長出來的“枝干多不多、旺不旺、茂不茂”，這好比科學體系的“體系枝干”﹔接下來，又需要搞清楚這棵大樹“所需要的環境、維護和保障”，這好比科學體系中的所謂“全面保障”﹔再接下來，還要進一步搞清楚負責這棵大樹“管理、栽培、澆水、施肥、扎根、開花、結果、收獲的主體”，這好比科學體系中的所謂“領導主體”﹔最后，經過各方努力，這棵大樹要結出果實了，還需要搞清楚這棵大樹及“枝干上結的是什麼果實，果實大不大、多不多、好不好”，這好比科學體系的“原創貢獻”。
綜合“實踐邏輯”和“大樹比喻”兩方面的分析並加以提煉概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體系及其板塊結構、內在邏輯和總體框架就是：歷史方位—哲學根基—體系主干（奮斗目標）—體系枝干（總體方略）—全面保障—領導主體—原創貢獻。全面深入研究和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體系，上述7個基本板塊結構必不可少。
本文對人們談論較多的“全面保障”“領導主體”兩個板塊不再贅述，集中分析和闡述“歷史方位”“哲學根基”“體系主干”“體系枝干”“原創貢獻”。
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方位
新時代、我國發展起來以后、兩個大局、社會主要矛盾、大國成為強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歷史方位”判斷的基本框架。
顧名思義，歷史方位就是關於歷史發展的位置，主要回答“由何而來”“現在何處”問題，這就是習近平治國理政實踐的“時代定位”問題。從相關文獻看，黨的十九大報告第一個部分所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三個意味著”“五句話時代特征”“社會主要矛盾”，《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所講的“兩個大局”，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等，共同構成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關於“歷史方位”的文本依據。
深入分析上述文本可以看出，“三個意味著”本質上是從中華民族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三個維度，對習近平治國理政實踐所處的歷史方位進行確定，實質上講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發展起來以后”“使大國成為強國即實現強起來”的歷史方位。“第一個意味著”，指的是我國發展起來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站在了實現強起來新的歷史起點上，聚焦的是“中華民族發展進程”，講的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敘事，核心點是“中華民族”之主體和“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之宏大歷史進程。“第二個意味著”，指的是社會主義由低谷到高潮，站在了煥發強大生機活力新的歷史起點上，聚焦的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進程”，講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使科學社會主義煥發強大生機活力”的敘事，主體是“科學社會主義”，總體趨勢是“走出低谷—煥發生機”。“第三個意味著”，指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了中國式現代化，站在了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新的歷史起點上，聚焦的是“人類實現現代化發展進程”，講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中國式現代化及其世界意義”的敘事，主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中國式現代化”，關鍵點是在世界現代化版圖中，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世界意義，能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一種具有光明前景的新的選擇。由此不難看出，聚焦中華民族，使大國成為強國即實現“強起來”﹔聚焦21世紀科學社會主義，使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聚焦人類實現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三者構成上述文本的內在邏輯和核心線索。分析這一邏輯和線索可以發現，通過“中華民族—21世紀科學社會主義—人類實現現代化”這一層次遞進的主體比較，通過我國發展起來“前后”的站起來、富起來與強起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這三種不同的視野對照，關於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時代境遇是什麼就基本清晰了。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內在邏輯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即實現強起來。黨的十九大報告和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所講的五個“時代特征”，就是從五個角度對新時代及其“強國建設、民族復興”進行的闡釋﹔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就是從解決人民生活“美好不美好”、國家和民族“強不強”兩個根本方面，對新時代及其“強國建設、民族復興”進行的闡釋。
進一步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對“歷史方位”進行界定的同時，還蘊含兩個明顯的方法論框架。一個是橫向上，“兩個大局”的分析框架貫穿黨的十九大報告到二十大報告始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講的五個“時代特征”，就是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與世界現代化框架中思考新時代的歷史定位﹔黨的二十大報告第三個部分，在對世界歷史趨勢的觀察、把握中，提出了新時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務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這體現一種“中國—世界”或“民族—人類”的“兩個大局”觀察方式和分析框架，其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戰略全局，世界視野就是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另一個是縱向上，“大國建設→強國建設”成為一種貫通始終的邏輯分析進路。在對新時代10年的總結中，從基於中國人民創造“兩大奇跡”，到轉向“強起來”的歷史判斷﹔從基於探索世界或人類實現現代化進程中的“全新選擇”，到形成關於“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的歷史自信等，都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人對新時代中國發展從大國走向強國的理性自覺和自立自信。
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根基
理論的學理化、“時代、實踐、文本、理論的根據”、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証法，是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哲學根基的基本要素。
推進理論的體系化、學理化，是理論創新的內在要求和重要途徑。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影響深遠，在於其以深刻的學理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真理性、以完備的體系論証其理論的科學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是一個不斷豐富拓展並不斷體系化、學理化的過程。
這表明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要向縱深推進。即繼續推進理論創新，向理論的學理化闡釋、學術化表達、體系化建構推進，體系化內在要求學理化、學術化，學理化闡釋、學術化表達、體系化建構內在要求必須深入揭示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根基。沒有哲學根基的理論根本談不上體系化、學理化，沒有哲學的體系就沒有“根”。在這個意義上，建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體系，對這一科學體系進行學理化闡釋和學術化表達，最為縱深最為根本最為厚重的就是理解其中蘊含的哲學根基。這應當看作我們進一步認識、理解和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科學體系的深化，在這方面現有的相關成果還缺乏深入研究。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邏輯，基於習近平治國理政實踐所破解的根本問題，體現習近平總書記相關重要論述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六個必須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根基，若從學理上加以分析、提煉和概括，就是“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証法”。
“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証法”，是指在系統性實踐和戰略性謀劃中運用辯証法，把辯証法運用於系統性實踐和戰略性謀劃，在戰略中有系統辯証法，在系統辯証法中有戰略思維。它有四層含義：時間上，跳出眼前從長遠眼光看眼前，具有長遠視野﹔空間上，跳出局部從全局看局部，具有寬廣視野﹔系統上，跳出部分從整體看部分，具有整體視野﹔事物上，跳出現象從本質看現象，具有縱深視野。需要說明的是，“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証法”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根基，是蘊含“實踐”這一元素的，這裡講的“系統性、整體性、全局性、根本性、戰略性”，主要是從實踐方面講的。
對“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証法”，需要進一步從歷史、實踐、文本、理論四方面作出深入說明和論証。
首先，“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証法”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邏輯，有歷史依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之初，由於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社會主要矛盾使然，我國發展在實踐上相對注重“重點突破”，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的重點在經濟領域，意求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它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奇跡。與此同時，出現了發展的不平衡不和諧不穩定，針對這種新情況新問題，當年我們黨提出科學發展觀，實質是強調“全面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注重全面發展的基礎上，針對全面深化改革及其總目標，習近平強調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問題大都是系統性、整體性、全局性、根本性、戰略性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方法取決於問題的本性。既然問題大都是系統性、整體性、全局性、根本性、戰略性的，而且破解這些問題必然涉及系統以及其中的歷史和現實、現象和本質、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關系，由此就必須堅持系統觀念，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置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行“系統性的戰略謀劃”，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且要運用辯証思維來正確處理系統中一系列具有戰略性的辯証關系。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全新局面。”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是“劃時代”的，就在於它具有轉折性、根本性、整體性、全局性、長遠性，需要從戰略上進行“系統整體設計”。這就把運用辯証思維進行“系統性的戰略謀劃”推到歷史前台。正是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邏輯，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鮮明提出堅持系統觀念，進一步強調“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並把“堅持系統觀念”作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黨的二十大報告又進一步把“必須堅持系統觀念”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核心內容之一，而且在對系統觀念進行闡釋時，專門談到了戰略思維和辯証思維。
其次，“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証法”反映了習近平治國理政實踐的本質特征，有實踐依據。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習近平在治國理政實踐中所解決的問題很多，具有哲學意義上的時代性問題，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就是“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就是“兩個大局”中的重大問題，就是在大國成為強國進程中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改革發展穩定存在的深層次問題。上述問題都是系統性、整體性、全局性、根本性、戰略性問題，破解這些問題，需要運用“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証法”。
再次，“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証法”體現了習近平相關重要論述中的思想，有文本依據。關乎“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証法”的相關文本論述，一是習近平關於“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二是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關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的“必須堅持系統觀念”。“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蘊涵豐富且有深意。“基礎性”有其深意，意味著其他觀念如戰略觀念、辯証觀念等都是建立在系統觀念基礎上的﹔思想方法是認識世界的方法，工作方法是改變世界的方法，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是哲學的兩個根本功能。顯然，“基礎性”及其“思想和工作方法”具有世界觀和方法論意義。況且，任何系統都會涉及理論和實踐、歷史和現實、現象和本質、部分和整體、結構和功能、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等關系，這些關系都具有戰略性、實踐性，需要運用辯証思維來分析和破解。把上述分析加以整合、提升和概括，就蘊含“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証法”。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哲學精髓之一，就是“必須堅持系統觀念”。黨的二十大報告在闡述“必須堅持系統觀念”時，是把系統思維、戰略思維、辯証思維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談的，將此加以整合，就可以提煉為“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証法”。此外，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較多地使用了“系統性”“整體性”“全局性”“戰略性”“總體性”“辯証性”等話語表述。
最后，“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証法”體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本質特征，有理論依據。習近平治國理政實踐所解決的問題大都是系統性、整體性、全局性、根本性、戰略性的，反映這種實踐並從實踐上升到理論，也多是以系統性、整體性、全局性、根本性、戰略性特征呈現的。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概括為“十個明確”“十四個堅持”“十三個方面成就”，其中就涉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兩步走”總的戰略安排、“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新發展理念”“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等，這些主要內容都鮮明地以系統性、整體性、全局性、根本性、戰略性特征呈現出來。顯然，從學理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蘊含著“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証法”。
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體系主干
哲學根基、時代課題、社會主要矛盾、“四大之問”、“歷史意義”“主要內容”和“五為五謀”，是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主干的基本路徑。
扎根於“根基”的是樹干，植根於哲學根基的是體系主干，體系主干都是扎根於哲學根基上的，沒有離開哲學根基的體系主干。這一“體系主干”承上啟下，既扎根於“哲學根基”之上，又長出“體系枝干”。
如何確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體系主干”？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現有的研究成果沒有觸及這個問題，這是我們研究上的一個短板，因為沒有“主干”的思想只是思想的“散葉”，有“主干”的思想再加上其“哲學根基”，就抓住了科學體系的“思想芯片”。
要確定“體系主干”，需要從哲學根基、時代課題、社會主要矛盾、“四大之問”“歷史意義”“主要內容”的文本表述中，有邏輯地提升概括出來。
第一，從“哲學根基”提升概括。“哲學根基”具有根本性。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哲學根基的“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証法”，可成為提煉“體系主干”的第一個依據。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要理解和把握其中蘊含的系統性、整體性、全局性、根本性、戰略性問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指出：以前我們要解決“有沒有”的問題，現在則要解決“好不好”的問題。這裡的“好不好”，核心就是人民的美好生活。習近平當選我們黨的總書記以后面對中外記者發表演講，主題就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況且，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歷史性轉化（社會主要矛盾影響我國發展的根本、全局、長遠和整體），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裡把“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歷史必然地推到新時代我國發展的前台和中心，其中蘊含的根本問題，就是解決人民生活“美好不美好”，實質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戰略全局，它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任何國家和勢力都阻擋不了我們前進的步伐。我國已經開啟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新征程，把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看作新時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務，顯然這既是戰略性問題又是全局性問題，其實質就是解決國家和民族“強不強”的問題，從而“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兩個問題，就是我們常講的“初心和使命”。習近平治國理政具有世界眼光，堅持胸懷天下，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他提出的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倡導全人類共同價值，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質上就是致力於解決世界“和平不和平”的問題，“為世界謀大同”。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全面從嚴治黨是黨永葆生機活力、走好新的趕考之路的必由之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治國理政總體上是圍繞“打鐵必須自身硬”展開的，他所講的統攬推進“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所講的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十個明確”之首尾、“十四個堅持”之首尾、黨百年奮斗十條歷史經驗之首尾，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十三個顯著優勢，等等，都把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和全面從嚴治黨的統一置於核心地位，其實質就是聚焦解決中國共產黨自身“硬不硬”的問題，“為中國共產黨謀強大”。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實踐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擁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是我們黨堅定信仰信念、把握歷史主動的根本所在。百年來，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斷取得成功，使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歷史演進及其較量發生了有利於社會主義的重大轉變。這裡，“旗幟”“根本指導思想”“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等，都充分表明馬克思主義在我們黨治國理政實踐的全局中居於核心地位，實質就是解決馬克思主義如何始終保持蓬勃生機、旺盛活力的問題，從而“為馬克思主義謀生機”。歸結起來，從哲學根基所蘊含的系統性、整體性、全局性、根本性、戰略性問題中，我們分析和揭示出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為中國共產黨謀強大”“為馬克思主義謀生機”五大內核，這五大內核涉及“人民”“中華民族”“世界”“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這恰恰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體系中最具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戰略性的問題，居於核心地位。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體系主干”，若用學理的話語來表達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為中國共產黨謀強大”“為馬克思主義謀生機”，簡稱“五為五謀”。
第二，從“時代課題”提升概括。“時代課題”管根本、管全局、管整體、管長遠，具有系統性和戰略性，能成為提煉“體系主干”的第二個依據。習近平就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重大時代課題進行深邃思考和科學判斷，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其中，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本質上就是解決國家和民族“強不強”的問題，是“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本質上就是解決中國共產黨自身“硬不硬”的問題，是“為中國共產黨謀強大”﹔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本質相聯，因為科學社會主義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其實質就是解決馬克思主義如何始終保持蓬勃生機、旺盛活力的問題，從而“為馬克思主義謀生機”。“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中國共產黨謀強大”“為馬克思主義謀生機”，是從“時代課題”中提煉概括出的“體系主干”。
第三，從“社會主要矛盾”提升概括。社會主要矛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長遠性，能成為提煉“體系主干”的第三個依據。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主要是解決人民生活“好不好”的問題，其實質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主要是解決國家和民族“強不強”的問題，其實質是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第四，從“四大之問”提升概括。“四大之問”具有系統性、整體性、全局性、根本性、戰略性，涉及黨和國家事業的整體、全局、根本和戰略，能成為提煉“體系主干”的第四個依據。《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出版說明”強調：“習近平在領導黨和人民應變局、開新局的偉大實踐中，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守正創新，對關系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新的深邃思考和科學判斷，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進一步科學回答了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中國之問”之根本，就是解決國家和民族“強不強”的問題，是“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世界之問”之核心，就是解決“世界和平不和平”或“世界向何處去”的問題，是“為世界謀大同”﹔“人民之問”之關鍵，就是解決人民生活“美好不美好”的問題，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時代之問”與“新時代及其時代特征”和“時代課題”本質相關，其內核涉及如何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涉及新時代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中國共產黨謀強大”進程中如何“為馬克思主義謀生機”。顯然，“四大之問”蘊含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中國共產黨謀強大”“為世界謀大同”“為馬克思主義謀生機”，這是從“四大之問”中提煉概括出的“體系主干”。
第五，從“歷史意義”提升概括。這裡講的“歷史意義”，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意義。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是用大歷史觀，從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人類發展史這種寬廣、長遠、整體、縱深視野，來分析和揭示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偉大歷史意義，其“歷史意義”能成為提煉“體系主干”的第五個依據。它所講的偉大“歷史意義”，是分別從“中國人民”“中華民族”“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中國共產黨”五大根本主題來講的。深讀文本可以明確看出，其核心內容分別講的是“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中華民族向世界展現的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斷取得成功，使馬克思主義以嶄新形象展現在世界上”“黨為世界謀大同”“保持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不斷提高”。其實質顯然講的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馬克思主義謀生機”“為世界謀大同”“為中國共產黨謀強大”。這是從“歷史意義”中提煉概括出的“體系主干”。
第六，從“主要內容”提升概括。“主要內容”具有涵蓋性、根本性、核心性、直接性，能成為提煉“體系主干”的第六個依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可概括為“十個明確”“十四個堅持”“十三個方面成就”。“十四個堅持”中的第二個堅持第八個堅持第九個堅持、第十一個堅持第十二個堅持、第十三個堅持、第一個堅持第十四個堅持，本質上分別講的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為中國共產黨謀強大”。尤其是“十個明確”，屬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根本觀點，其中第三個明確、第二個明確、第九個明確、第一個明確和第十個明確，就分別講到了“人民”“中華民族”“世界”“中國共產黨”，從更為本質和深層的意義上加以提升，其實質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為中國共產黨謀強大”。
綜合上述分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體系的“體系主干”，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為中國共產黨謀強大、為馬克思主義謀生機。
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體系枝干
“新發展理念”“兩大布局”“戰略安排”，是理解和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枝干的基本邏輯。
從邏輯上講，體系之所以成為體系，要旨就在“體”和“系”要完備，整體邏輯要自洽。其中，核心在“體”，即要有主體或主干結構，“主干”內生出各種“枝干”﹔“系”，它附著於“體”，是從“體”生長出來“枝干”，它要“枝葉繁茂”。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體系，同樣如此。
從學理邏輯上，如果說“五為五謀”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體系主干”，那麼，“新發展理念”“兩大布局”和“戰略安排”就是從“五為五謀”生長出來的“體系枝干”之核心內容，可概括為“總體方略”。現有的相關研究成果多從“體系枝干”及其他方面展開研究和論述，而從“哲學根基”“體系主干”層面研究的比較少，甚至缺乏系統深入研究。
從“十個明確”“十四個堅持”“十三個方面成就”主要內容中，我們可提煉概括出最為核心的內核，即“新發展理念”“兩大布局”和“戰略安排”，這分別是從“道”“術”“行”三個維度講的。“十個明確”的邏輯是：方向道路—歷史方位—奮斗目標—重大布局—政治保障﹔“十四個堅持”的邏輯是：治黨治國治軍—“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內政外交國防—改革發展穩定﹔“十三個方面成就”的邏輯是：黨的領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國防、安全、統一、外交。如果暫且不談上述屬於“歷史方位”“體系主干”“全面保障”“領導主體”等的內容的話，留下的核心內容就是“新發展理念”“兩大布局”和“戰略安排”。這方面的內容就是“體系”之“系”，屬於“體系枝干”，亦即為實現“五為五謀”所確定的總體方略。
“新發展理念”既然是“理念”，就屬於“道”的范疇，是為實現“五為五謀”提供“道”上的總體方略。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貫徹新發展理念是新時代我國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路”就是路徑，路徑屬於方略范疇。新發展理念是從道的層面講的“我國發展壯大”亦即“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總體方略，其根本支撐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就是說，它也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總體方略。習近平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對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許多重大理論和理念，其中新發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發展理念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回答了關於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我們黨關於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他又明確強調：“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是新發展理念的‘根’和‘魂’。”不言而喻，新發展理念發源於“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之“根”，同時也是引領“兩大布局”之道。
“兩大布局”既然是“布局”，就屬於“術”的范疇，是為實現“五為五謀”提供“術”上的總體方略。習近平治國理政在實踐上談的相對多的就是“兩大布局”：一是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二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兩大布局”，把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改革、法治、強國建設、黨的建設等都包括進來了。現有的相關研究成果大都是圍繞這些內容展開的，有合理性，然而還需要從中深入挖掘和提煉概括出科學體系的“思想芯片”。
“兩步走”的戰略安排既然是“安排”，就屬於“行”的范疇，它是從“行”的層面為實現“五為五謀”提供的總體方略。
五、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原創性貢獻
我們應基於“科學體系”，著重從歷史方位、哲學根基、體系主干、體系枝干四個層面，理解和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原創性貢獻。離開“科學體系”談原創性貢獻，就既無“體”又無“系”。這是一個難度較大的問題，迄今為止我國理論界在這一問題上遠未達成共識。
一般來講，談論原創性貢獻有兩種思路：一是“條條思維”，用許多條條來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原創性貢獻﹔二是“塊塊思維”，分幾大塊來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原創性貢獻。我採取“塊塊思維”，著重運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科學體系”的分析框架，來解析其原創性貢獻。
第一，歷史方位上的原創性貢獻，集中體現為提出並致力於解決我國發展起來以后使大國成為強國即“實現強起來”與“新時代課題、新社會主要矛盾、新奮斗目標”等重大問題，在中華民族發展史、黨史、新中國史上作出了原創性貢獻。新的歷史方位是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原創性貢獻的邏輯起點，這可從“縱向”和“橫向”兩方面來說。
從縱向來講，集中體現在新時代提出並致力於解決“實現強起來”問題。時代是思想之母，理論創新源於新時代。新時代集中體現為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要緊緊圍繞“實現強起來”這個時代主題，來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原創性貢獻，這是理解原創性貢獻的“主題”，也是理解原創性貢獻的時代依據。這方面的原創性貢獻主要體現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發展史上，立足強國時代和強國邏輯，建構起“迎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偉大飛躍”的“強國理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對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作出原創性貢獻。
從橫向來講，集中體現為提出並從實踐上致力於解決新時代背景下新的時代課題、新的社會主要矛盾、新的奮斗目標問題。實踐是理論之源，理論創新也源於新實踐。要緊緊圍繞“新時代背景下新的時代課題、新的社會主要矛盾、新的奮斗目標”這個實踐主線，來理解和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原創性貢獻，這是理解原創性貢獻的“主線”，也是理解原創性貢獻的實踐依據。新的時代背景就是“兩個大局”，新的時代課題就是三個重大“時代課題”，新的社會主要矛盾蘊含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所解決的根本問題，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和根本問題蘊含新的奮斗目標。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是理論創新的起點和動力源。
第二，哲學根基上的原創性貢獻，集中體現在把“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証法”作為哲學基礎，發展了唯物主義辯証法。這是理解原創性貢獻的哲學“主源”，也是理解原創性貢獻的哲學依據，要基於這一哲學根基理解原創性貢獻。唯物主義辯証法具有總體性，貫穿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其歷史發展進程中，這是共性。同時，這種辯証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進程中呈現為不同的歷史形態。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唯物主義辯証法主要呈現為“歷史辯証法”。因為他們最注重的是在歷史領域實現哲學變革，由“上半截子”唯物主義發展到“下半截子”唯物主義，確立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的權威，這隻有借助唯物主義辯証法才有可能。這種辯証法直接通達、走向現實世界和歷史領域，揭示其內在普遍聯系、矛盾運動和發展過程及其一般規律。在列寧那裡，唯物主義辯証法主要採取“認識辯証法”形態。列寧著力思考的是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這首先需要認識完全不同於近代西歐社會的具有獨特性的俄國國情。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確定唯物主義認識路線，從客觀實際出發認識俄國國情。這就把唯物主義認識論突出出來，《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就是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代表作。從俄國特殊國情出發認識和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俄國特殊實際相結合。這就要處理好一般和個別、普遍和特殊的辯証關系，需要辯証法，《哲學筆記》就是辯証法的代表作。所以，列寧把辯証法看作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把辯証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看作同一的。在毛澤東那裡，唯物主義辯証法呈現為“實踐辯証法”。要解決農民佔大多數的落后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就必須首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就涉及一般和個別、普遍和特殊、共性和個性之間的辯証關系，需要辯証法。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產生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我們黨要用這種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指導實踐，這就涉及理論和實踐的辯証關系，由此便有了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兩部哲學代表作。前者講矛盾論，要處理一般和特殊、共性和個性的辯証關系，后者講實踐論，要處理理論和實踐的關系，二者有機統一，就是“實踐辯証法”。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治國理政也特別注重唯物主義辯証法，同時在總體上也注重實踐，由此也可以把他們的哲學思想總體上歸為實踐辯証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也堅持唯物主義辯証法，堅持歷史辯証法、認識辯証法、實踐辯証法，但更為鮮明的特質，就是注重“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証法”。其主要原因就在於習近平在新時代強國建設、民族復興進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大多是系統性、戰略性矛盾和問題，需要把辯証法運用於系統性和戰略性問題之中。這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証哲學的一種具有總體性的原創性貢獻。
第三，體系主干上的原創性貢獻，集中體現為提出並致力於解決“五為五謀”問題，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包括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世界現代化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黨史上作出了原創性貢獻。這是理解原創性貢獻的哲學“主干”。（1）提出並致力於“為中國人民謀幸福”，以“人民至上”的“民本邏輯”超越“資本主導”的“資本邏輯”，在人類社會發展史和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作出了原創貢獻﹔（2）提出並致力於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注重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第一次建構起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它區別並超越了西方中心論，擁有了思想文化的主體性，掌握了思想和文化的領導權，在中華民族發展史、新中國史上作出了原創性貢獻﹔（3）提出並致力於為世界謀大同，由過去“被開除球籍”的“世界失我”，經“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主性”的“世界有我”，走向“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新的選擇”的“世界向我”，在世界現代化發展史上作出了原創性貢獻﹔（4）提出並致力於為中國共產黨謀強大，通過以黨的自我革命等方略破解大黨獨有難題，揭示了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規律，在黨史上作出了原創性貢獻﹔（5）提出並致力於為馬克思主義謀生機，注重創新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為解釋21世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貢獻了中國理論，掌握了解釋21世紀世界的理論話語權，它區別並高於新自由主義，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第四，體系枝干上的原創性貢獻，集中體現為從道、術、行三方面提出了新發展理念、統籌推進“兩大布局”和“兩步走”戰略安排，找到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方略，解決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后半程”問題，作出了原創性貢獻。習近平指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可分為“前半程”和“后半程”。“前半程”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進行改革﹔“后半程”的主要歷史任務，就是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制度優勢更好地治理國家，以保障社會安定有序、人民幸福安康。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貫徹新發展理念（道），這是我國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統籌推進“兩大布局”（術），即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體落實好“兩步走”的戰略安排（行），這三者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方略。
第五，從總體上，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繼續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為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作出了原創性貢獻。集中體現在：它破解了超越資本主導邏輯、走向民本邏輯的問題﹔解決了經濟落后國家全面治理並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解決了世界歷史進程中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問題﹔解決了“兩制並存”格局中以中國式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為“世界向何處去”開辟新路的問題﹔解決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解決了在世界歷史大趨勢中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問題﹔解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長進程中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問題﹔解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如何使大國成為強國即實現強起來的總體方略問題﹔等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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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
(責編：黃宇琪、趙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