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闡釋習近平文化思想是當前學術界一項極其重要的理論任務，其深刻內涵和理論意蘊需要借助一系列有效“理論接口”，才能被清晰地呈現出來。本文試圖從四重視角即四對關系出發，對習近平文化思想進行學術上的考察，涉及其本體論、核心問題域、理論品格等議題。
一、文化與經濟、政治的辯証關系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對唯物史觀基本原理作了“經典表達”，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唯物史觀為我們闡釋文化與經濟、政治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論指導。中國共產黨人始終立足唯物史觀基本原理，把握文化的本質、作用、功能等方面。毛澤東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我們對於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這一重要論述構成了中國共產黨人文化觀的基本觀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遵循“決定作用-反作用”理論范式，進一步揭示了文化、意識形態與經濟、政治之間的辯証關系。“我們要深刻認識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深刻認識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實力，也要有軟實力，既要切實做好中心工作、為意識形態工作提供堅實物質基礎，又要切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為中心工作而忽視意識形態工作，也不能使意識形態工作游離於中心工作。”習近平文化思想以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石，遵循文化理論的唯物主義路線。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化、意識形態完全是被動的、被決定的東西，相反，文化、意識形態有著積極的、主動的功能，在特定條件下甚至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正如毛澤東指出的：“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在地方工作期間，習近平就曾強調文化所具有的積極作用：“文化的力量，或者我們稱之為構成綜合競爭力的文化軟實力，總是‘潤物細無聲’地融入經濟力量、政治力量、社會力量之中，成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導航燈’、社會和諧的‘黏合劑’。”
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化（以及意識形態）與經濟、政治之間的辯証關系揭示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本體論”。這一“本體論”既不是唯心論或文化決定論，也不是機械論或文化虛無論，而是辯証唯物論。立足辯証唯物論，借助對文化與經濟、政治辯証關系的闡釋，習近平總書記著重揭示了文化的作用，主要表現為三大功能。
一是“文化生產力”功能。文化與經濟的關系不是外在的，其作用方式也不是單維的。文化是一種生產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文化作為一種獨特的要素，可以滲入經濟領域，對經濟活動、經濟工作、經濟生活等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習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語》中指出：“所謂文化經濟是對文化經濟化和經濟文化化的統稱，其實質是文化與經濟的交融互動、融合發展。”這一論斷揭示的就是文化與經濟的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觀點，也凸顯了“文化生產力”的基本內涵。沒有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文化是重要支點，文化在激活發展動能、優化經濟結構、提升發展品質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當然，文化是具有雙重屬性的，在推進文化產業、促進文化生產力的過程中，“把握好意識形態屬性和產業屬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系，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二是“政治合法性”功能。馬克斯·韋伯說過：“一切經驗表明，沒有任何一種統治自願地滿足於僅僅以物質的動機或者僅僅以情緒的動機，或者僅僅以價值合乎理性的動機，作為其繼續存在的機會。毋寧說，任何統治都企圖喚起並維持對它的‘合法性’的信仰。”文化、意識形態的核心功能表現為引導民眾對政治制度、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認同，起到一個“思想防線”的作用。對此，馬克思的論述一語中的：“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麼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亨廷頓也曾說過：“對一個傳統社會的穩定來說，構成主要威脅的，並非來自外國軍隊的侵略，而是來自外國觀念的侵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意識形態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原因就在於其政治合法性功能：“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這一論述也反映了在文化與政治的辯証關系中文化所具有的反作用。從黨群關系來看，文化、意識形態的政治合法性功能就體現為鞏固黨的群眾基礎與執政基礎。鞏固黨的群眾基礎和執政基礎，不能說隻要群眾物質生活好就可以了，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黨的群眾基礎和執政基礎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如果在精神方面喪失群眾基礎，最后也要出問題。
三是“精神動力”功能。“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在特定條件下起著決定性作用。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當今世界，綜合國力的競爭日趨激烈，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文化日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文化對強國建設、民族復興起著至關重要的精神支撐、精神動力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文化或文化工作所具有的精神動力功能，集中表現為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曾指出，文化或意識形態具有“社會水泥”“社會黏合劑”作用。凝聚（Solidarity）是一個社會有序發展的前提。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執政集團常常借助於文化或意識形態“努力將社會描繪為有凝聚力而非沖突的”。除了社會穩定，文化的凝聚力對一個國家的安全也起到關鍵作用。“國家安全的國內因素不僅基於武力與控制，還需要合法性和社會凝聚力。”隨著中華民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西方敵對勢力一直把我國發展壯大視為對西方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威脅，一刻也沒有停止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因此，我們必須不斷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才能有效應對西化分化挑戰，才能真正實現民族復興。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流變中，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團結一致、攻堅克難、生生不息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撐。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行、實現民族復興的強大精神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文化與經濟、政治的辯証關系的論述，落腳點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文化自信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提供更深厚的基礎、更牢固的支撐。恩格斯曾指出：“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當今世界，西方一些國家始終在想方設法誤導我國的發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在這樣的背景下，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自信特別重要，而文化自信則是確保道路方向、發展戰略不動搖的最持久、最牢固的精神-信仰力量。
二、傳統與現代的辯証關系
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問題域，也是把握其內在理論邏輯的基本視角。大體說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傳統與現代之間關系的辯証分析主要表現為對三個議題的科學回答，其蘊含的新文化觀、新文明觀正是在這樣的闡釋中得以呈現出來的。
1.如何對待傳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怎樣對待本國歷史？怎樣對待本國傳統文化？這是任何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都必須解決好的問題。”過去，有些人在看待傳統、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時，常常囿於二元論的思維方式。何為傳統？傳統是“現代”的對立面，是現代化之外的“剩余”，凡是不屬於現代的東西都被貼上了傳統的標簽。在性質認定上，將傳統理解為落后的、愚昧的、僵化的，將現代理解為進步的、文明的、發展的。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是什麼？兩者是根本對立的、相互排斥的兩極。何為現代化？現代化就是“去傳統”的過程，就是否定、削弱、拋棄傳統的過程，就是用“先進的東西”“好的東西”徹底取代“落后的東西”“壞的東西”的過程。傳統必然阻礙現代化，實現現代化必須要否定傳統。這些都是二元論的基本觀點。二元論還常常用“傳統-現代”兩分法闡釋東方與西方之間的關系。東方與西方的差別被規制為傳統與現代、落后與先進、愚昧與文明之間的關系。
習近平文化思想超越了抽象的二元論，採用一個更加復雜的、辯証的視角看待傳統。“我們要對傳統文化進行科學分析，對有益的東西、好的東西予以繼承和發揚，對負面的、不好的東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能採取全盤接受或者全盤拋棄的絕對主義態度。”對待傳統，絕對主義是不可取的，我們應當採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全面系統闡釋了對待傳統、傳統文化的基本思路：“人們在學習、研究、應用傳統文化時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進行正確取舍，而不能一股腦兒都拿到今天來照套照用。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堅持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務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一是要正確取舍。全盤接受、全盤拋棄皆不可，取舍的原則是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取舍的參照系是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二是有揚棄的繼承。繼承的原則是古為今用、以古鑒今，繼承的結果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三是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要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彰顯其當代價值。
如何對待傳統的問題，更多地表現為如何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問題。習近平文化思想重點揭示的乃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世界中所具有的“積極功能”。就寬泛意義而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極功能表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對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而綿延不絕、迭遭憂患而經久不衰起著決定性作用。二是對成功開辟中國道路起到重要作用。“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裡有什麼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麼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三是對於當代中國人生活方式的根本塑造起到重要作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沒有消逝，而是活在當代。中華文明特別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形成了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的獨特價值體系、文化內涵和精神品格，建構了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四是對於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的重要作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這個重大命題本身就決定，我們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決不能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堅守好這個魂和根，是理論創新的基礎和前提。”五是對於解決人類社會難題和現代性危機的重要作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可以為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就連湯因比也曾推測道：“恐怕可以說正是中國肩負著不止給半個世界而且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和平的命運。”關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式現代化、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后文將進行具體論述。
2.如何看待中華文明與中國式現代化之間的關系
習近平文化思想不僅基於一般層面論述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而且更基於中國語境、當代視閾闡釋中華文明與中國式現代化之間的關系。關於兩者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個核心論斷：“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
其一，現代對於傳統意味著什麼？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近代以后，創造了燦爛文明的中華民族遭遇到文明難以賡續的深重危機，呈現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敗凋零的景象。”面對強勢的西方現代文明，古老的中華文明節節敗退。中華文明面臨著能否存續的根本問題。如何救亡民族、賡續文明？必須實現中華文明的現代化。在馬克思主義這一“現代文明”的激活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全面邁向現代化，讓中華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賦能”中，中華文明實現了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從民本到民主，從九州共貫到中華民族共同體，從萬物並育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從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華文明別開生面，實現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跨越，發展出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傳統不是一成不變的，需要根據現代化發展需求不斷自我調適、與時俱進。“傳統並非是某種等待著自行消亡的東西，而是具有極大的伸縮性物。在既定歷史條件下，它能被相當程度地改變、創造和形塑以適應當前的需求和願望。”在中國式現代化歷史進程中，中華文明尤其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始終面臨著不可或缺的“現代化任務”。從形式維度看，要推進其創造性轉化，就是要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內涵和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從內容維度看，要推進其創新性發展，就是要按照時代的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
其二，傳統對於現代意味著什麼？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歷史淵源和文化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來的，也是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中走出來的﹔‘第二個結合’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了更加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國道路是在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豐富滋養下成功走出來的，立足於中華文明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能夠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更能夠堅定我們的道路自信。中華文明不僅筑牢了中國道路根基，而且也為中國制度提供了政治智慧。“我們黨開創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與中華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傳統，‘兼容並包、求同存異’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關聯。”向內凝聚、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歷史邏輯，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中國文化大一統傳統等，對我們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的文化傳統決定了我們不可能搞聯邦制、邦聯制，而是確立了單一制國家形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也可以從中華文明傳統中得到充分闡釋，並進一步堅定制度自信。中華文明“堅持經世致用原則，注重發揮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對個人、社會的教化同對國家的治理結合起來，達到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目的”。
總之，中華文明與中國式現代化之間是不能相互割裂、相互否定的，二者是“相互賦能”的。這種“相互賦能”也說明了：二者之間是接續發展的關系——“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守正創新的關系——“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
3.如何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
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在當代中國主要表現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第二個結合”是習近平總書記闡述兩者關系的核心命題。限於傳統與現代關系論域而言，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關系的核心觀點有兩個。
其一，兩者不是互相外在、互相對立的，而是高度契合的。以往有一種觀點從空間角度出發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產生於西方國家的外來文化，它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屬於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譜系，兩者是互相外在甚至是格格不入的關系。還有人基於“傳統-現代”二分法指出，兩者是完全割裂的、互相對立的。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盡管來源不同，但是兩者高度契合。這種高度契合性主要體現在價值觀層面。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比如，在宇宙觀上，馬克思主義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統一”，中華文化主張“天人合一”﹔在天下觀上，馬克思主義強調“自由人聯合體”，中華文化主張“協和萬邦”﹔在社會觀上，馬克思主義強調矛盾的同一性與差異性的辯証關系，中華文化主張“和而不同”﹔在道德觀上，馬克思主義強調在改造客觀世界中改造主觀世界、實現人的發展，中華文化主張“人心和善”。又如，從社會理想、政治觀念、擔當精神等維度看，兩者也是高度契合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天下為公、講信修睦的社會追求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相通，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與人民至上的政治觀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強不息的擔當與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相合。”再比如，兩者都反對抽象個人論，都主張立足於一個整體性、社會性視閾把握人的本質。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馬克思主義從社會關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質，中華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國天下之中，都反對把人看作孤立的個體。”
其二，兩者不是互相脫節、互相否定的，而是互相成就的。“‘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結合’……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這一論斷集中揭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互相成就的豐富內涵。第一，馬克思主義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近代以后，中華文明遭遇到外來文明的嚴重沖擊。從社會形態角度看，當時中華文明是傳統農業文明，西方文明是現代工業文明，在西方工業文明的沖擊下，中華文明節節敗退，出現了極其嚴峻的文明危機。十月革命之后，中國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其后通過不懈努力，不僅進行了偉大社會革命，而且進行了偉大文化革命，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了中華文明，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實現了中華文明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使得中華文明在現代文明中得以接續發展，再度青春化。第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根發芽、枝繁葉茂，生成了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如果說第一點談的是中華文明的“現代化”，那麼這裡談的則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支撐作用。隻有植根中華民族歷史文化沃土，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才能根深葉茂。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牢牢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提供了歷史基礎，也提供了群眾基礎。並且，正是因為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僅“存活”下來，而且“茁壯成長”，形成了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它們成了中華文化新的傳統，接續了中華民族的文脈。第三，兩者互相成就的目標指向是造就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指出：“‘結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何謂新的文化生命體？究其實質而言，它指的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其核心表征就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三個概念具有本質上的一致性。有學者提出，“新的文化生命體”本身就是對傳統與現代、中華文明與馬克思主義二元對立關系的超越。“用文化生命體來定義文明，從根本上解決了現代史上的反傳統與‘第二個結合’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肯定之間存在的表面上的沖突和矛盾，可以從根本上疏通不同時期對待傳統文化的矛盾態度，可以從根本上理順並超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間的對立關系。”從實踐角度看，判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能否真正互相成就，關鍵就是看是否能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是否能建成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三、主體性與世界性的辯証關系
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旨趣。“古今”問題，就是如何對待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問題﹔“中西”問題，就是如何對待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主體性與世界性之間的關系問題。習近平文化思想既堅守中華文明立場，又堅持開放包容，實現了主體性與世界性的辯証統一。
1.堅持文化主體性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文化主體性構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立場，也是我們研究闡釋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視角之一。文化主體性既是立場，也是觀點和方法。對文化主體性的闡釋，既彰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立場，又呈現出其諸多的文化觀點。大體說來，文化主體性具有三重邏輯。
一是歷史邏輯。從歷史維度看，中華文明主體性首先確証於其突出的連續性。“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這充分証明了中華文明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而綿延不絕、迭遭憂患而經久不衰，這是人類文明的奇跡，也是文化主體性最直接的確証。埃利亞斯指出，文明（或文明化）是一種“民族的自我意識”。喪失文化主體性，必然會喪失民族的自我意識，其后果是極其嚴重的。“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歷史悲劇。”近代以后，中華文明受到外來文明的巨大沖擊，遭遇到文明難以賡續的深重危機，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激活進程中，依然堅守了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了腳跟，延續了文脈。中華5000多年文明史是我們堅守文化主體性的結果，或者說，堅守文化主體性是中華文明從未中斷的原因。
二是實踐邏輯。從實踐維度看，堅守文化主體性就是堅持走自己的路。文化主體性不等同於主觀性，更不等同於主觀隨意性，它根源於道路的自主性。所謂“古今中西之爭”，本質上就是近代以來的“道路之爭”，是破解“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是探索中國道路特別是現代化道路的問題。能否堅守文化主體性，關鍵就是中國人能否成功探索一條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毛澤東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精神由被動轉入主動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成功開創了實現民族獨立的革命道路。鄧小平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我國的實踐向世界說明了一個道理：治理一個國家，推動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並不隻有西方制度模式這一條道，各國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來。可以說，我們用事實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宣告了各國最終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為歸宿的單線式歷史觀的破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成功，破除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話語霸權，在5000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成功開創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對中華文明主體性最有力的說明。正如西方學者指出的，“中國崛起為世界主要大國標志著西方普世主義的終結”。
三是理論邏輯。文化主體性最終要表現在理論原創性、話語主體性上。近代以來，西方國家通過資本在全球擴張，逐步形成了“東方從屬於西方”的世界格局。這樣一個“支配-從屬”結構，不僅僅體現在世界經濟、國際政治等方面，而且也體現在學術理論體系、敘事話語體系甚至社會價值觀體系等方面。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學術、理論、話語表現為對西方學術、理論、話語的“學徒狀態”，習慣用西方概念、話語、范式闡釋中國經驗、中國道路，導致“中國”成為“西方理論”的試驗田。“理論上的搬運工”是提不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的。喪失了文化主體性，就必然會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危及民族獨立和國家安全。“在西方價值觀念鼓搗下，一些國家被折騰得不成樣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戰火紛飛，有的整天亂哄哄的。”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一種學術的真正成熟，總意味著它在特定的階段上能夠擺脫其學徒狀態，並開始獲得它的‘自我主張’”。一種文化成熟的顯著標志就是從理論范式、話語體系等方面擺脫“學徒狀態”，實現真正的“自我主張”。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中國本位，主張構建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既不盲從各種教條，也不照搬外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面對西方文化霸權，能夠有效堅守文化主體性，關鍵就在於能否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哲學社會科學的特色、風格、氣派，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成熟的標志，是實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體現。”現代化強國、文化自信、文化主體性等最終確証或顯現就是提出主體性、原創性中國理論、中國話語。
2.堅持文化世界性
所謂文化世界性，指的是習近平文化思想超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敘事，在強調文化主體性的同時，秉持開放包容，胸懷天下，突出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多樣性。其核心要義有三。
一是堅持胸懷天下、協和萬邦的世界立場。天下大同、協和萬邦是中華文明的一貫立場。中國共產黨繼承了中華文明的天下情懷。“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自古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求“天下一家”，強調民胞物與、講信修睦、立己達人、和合共生。這些都為習近平文化思想堅持胸懷天下提供了豐富精神滋養。馬克思主義揭示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的客觀規律，指出人類社會從狹隘的、孤立的“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是歷史的必然。“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中國共產黨始終強調樹立世界眼光，立足世界歷史的高度審視人類社會發展趨勢和面臨的重大問題，在中國與世界的互動中、在融入世界發展中不斷發展壯大自身，同時又以自身發展不斷推動世界發展。習近平文化思想不僅“端起歷史規律的望遠鏡”，立足世界歷史的大趨勢，而且堅持為人類求解放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既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也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習近平文化思想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人類社會”立場，以“人類解放”或“真正的共同體”為價值旨歸。胸懷天下、協和萬邦的世界立場，人類解放的價值旨歸集中凝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系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了民族主義敘事，以全人類共同利益為現實基石，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為規范性基礎，以高於並且大於民族國家的視野去理解當今世界，以世界為尺度去闡釋文化文明的基本取向。
二是堅持開放包容、推進文明交流互鑒。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開放包容始終是文明發展的活力來源，也是文化自信的顯著標志。”中華文明的博大氣象，得益於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具備的開放的姿態、包容的胸懷。無論是歷史上的佛教東傳、“伊儒會通”，還是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抑或是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無不說明了這一點。“秉持開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黑格爾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希臘文明之所以能開創出其獨立和繁榮時期，就在於它既有自己的原有文化，又有來自東方世界的外來文化，進行了兩重文化結合的鍛煉。“文化結合的鍛煉”的重要表現就是對外來文化的學習吸納。中華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善於學習他人的好東西，把他人的好東西化成自己的東西。當然，對外學習，汲取文明養分，不能全盤接受、照抄照搬，一定要實現外來文化本土化。毛澤東曾指出：“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並決定什麼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裡生長起來。”習近平文化思想秉持開放包容，在文明交往上表現為文明交流互鑒觀。人類文明演進與發展是有規律的：“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習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鑒的中國方案：“樹立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1）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解答了人類文明交往的必要性問題。任何一種文明都有陷入孤芳自賞的危險，從而導致惰性、形成封閉、造成靜止僵化。不同文明隻有相互交流，才能獲得豐富的滋養，世界也隻有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動中才能不斷進步。（2）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解答了人類文明交往的方式方法問題。“交流互鑒是文明發展的本質要求。隻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取長補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但並不意味著文明間的敵視或沖突。“隻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麼‘文明沖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3）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解答了人類文明交往的目標問題。文明沒有高下、優劣之分，隻有特色、地域之別。人類文明交往不是用一種文明取代其他文明，而是要實現文明共存。文明共存論蘊含了深厚的中華文明理念——“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三是堅持文化多元主義、反對文化霸權主義。習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性維度的重要表現就是主張文化多元主義。（1）以文明多樣性為基礎，主張多元包容和平等尊重。文化多元主義承認和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多樣性思維、平等包容心態看待和處理本國文明與其他文明的差異，倡導相互理解與溝通，求同存異。就連亨廷頓也不得不承認，“在多文明的世界裡，建設性的道路是棄絕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性”。（2）反對文化霸權主義，摒棄“文明優越論”“文明沖突論”“文明等級論”“文明改造論”等。文化霸權主義通過“普世文明”“人類文明大道”等話語偽裝，進行文化滲透。“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於為西方對其他社會的文化統治和那些社會模仿西方的實踐和體制的需要作辯護。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文化霸權主義把某種單一文明說成高階文明，試圖改造甚至取締其他文明。看到別人的文明與自己的文明不同，就感到不順眼，就要千方百計去改造、同化。這是一種強權邏輯、殖民心態，對此，要堅決反對。（3）尊重各國選擇適合自己的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權利，反對“民主輸出論”“制度移植論”等。“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發展模式，各方應該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和發展模式多樣化。”一些國家推行的“民主輸出”“制度移植”等，都是文化霸權主義在政治領域的集中體現，要堅決抵制。（4）反對單數文明觀，堅持復數文明觀。文化霸權主義深層邏輯是西方主導的單數文明觀。“西方文明是建立在以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業和市場、市民社會和個人利益為核心理念的線性歷史進步觀和西方中心論世界史觀基礎上的，后者是西方文明的立足點。”西方文明把自身定義為文明的唯一標准，即文明是一元的、單一的，在此基礎上以“文明-野蠻”二分法看待西方文明與世界其他文明。習近平文化思想主張文化多元主義，其背后的邏輯是一種復數文明觀，堅持世界文明多樣性、文明標准的多元論。人類文明的發展絕不是單一文明的對外擴散，而是多中心演進的歷史進程。
四、體與用的辯証關系
如果說前面三個視角主要是從“內部視角”考察習近平文化思想本身，那麼，第四個視角則是從“外部視角”考察其所呈現出的理論品格。概要說來，習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鮮明特點，體現了體與用、理論與實踐的辯証統一。
“體”與“用”是中國哲學特有的一對范疇，也是最能彰顯中華文明智慧的范疇之一。在先秦典籍中，就出現了體用觀念或思想。比如，《周易》講“神無方而《易》無體”，《老子》講“弱者道之用”，《論語》講“禮之本”“禮之用”，《荀子》講“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當然，直到魏晉時期，體用才成為一對重要的哲學范疇。到宋元明清時期，體用已然成為不同流派哲學家普遍使用的范疇，宋明理學更是把體用的哲學探討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近代以來，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沖擊，中國思想界圍繞本末、體用、道器等方面的爭論日趨熱烈，在體用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理論主張。縱觀整個中國哲學的發展歷程，大體說來，體用范疇主要有三方面的含義。第一，“體”指實體、主體、形體等，“用”指作用、功能、屬性等。“體”一般指有形質的、可感知的具體事物，是獨立存在的對象，“用”就是該事物的實際作用、功用。比如，朱熹講：“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第二，“體”指本質、本原等，“用”指現象、表象等。這裡的“體”不再指某一個具體的有形的物質實體，而是指萬事萬物的共同本質，是最高本體或本原。這裡的“用”則是指本體所派生出來的宇宙萬物、外在現象。比如，程頤在《易傳序》中提出：“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第三，“體”指根本原則、內在目的等，“用”指具體方法、外在手段等。比如，張之洞在《勸學篇·會通》中提出“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的觀點，表達的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
體與用的關系是什麼？中國哲學主導的思想就是“明體達用”“體用貫通”（這兩者表達的內涵是一樣的）。“明體達用”就其精神實質，反映的是體用的一致性、統一性、貫通性，類似的說法還有“體用一源”“體用一如”“體用一貫”“體用不二”“體用相即”等。2023年10月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用“明體達用、體用貫通”概括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論品格。用“明體達用”概括一種學說的理論品格，歷史上是有先例的。比如，元代張光祖《言行龜鑒》對胡瑗教育思想的評價：“（胡瑗）教學者必以明體達用為本。”如，元代歐陽玄概括許衡的學問：“其為學也以明體達用為主”。
用“明體達用”（或體用辯証統一）概括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論品格，意指的是什麼？習近平文化思想既有宏觀層面的規律性認識，也有具體層面的實踐路徑，是理論與實踐、認識論與方法論、“治道”與“治事”的統一。
第一，習近平文化思想實現了“文化理論觀點上的創新和突破”，深化了“對文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這便是“明體”。這裡的“體”就是關於文化、文明以及文化建設的本質根據、根本原則等內容。習近平文化思想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原創性發展，其核心內容有：關於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的重要論述，關於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重要論述，關於“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的重要論述，關於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論述，關於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論述，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論述，關於掌握信息化條件下輿論主導權、廣泛凝聚社會共識的重要論述，關於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的重要論述，關於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論述，關於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的重要論述，關於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論述。這11個方面鮮明體現了“文化理論觀點上的創新和突破”，構成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文化觀的核心內容。
第二，習近平文化思想規定了“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確了“新時代文化建設的路線圖和任務書”。這便是“達用”。這裡的“用”就是關於新時代文化建設、文化工作的實踐路徑、方式方法等。從實踐操作層面的方法論來看，立足於新的歷史起點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實現新的文化使命，習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系統完備、切實可行的戰略路徑：著力加強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領導，著力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著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著力提升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著力賡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著力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著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促進文明交流互鑒。這“七個著力”集中體現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經世致用的特點。
第三，習近平文化思想實現了體與用、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辯証統一。這便是“體用貫通”。“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理論品格不僅指習近平文化思想既包括了“體”的內容，又包括了“用”的內容，而且還指兩者之間相互貫通的內在關系。王陽明說：“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這裡所提的即體即用的觀點，呈現的就是體與用的統一、體用貫通的思想。我們提出，從體用關系去考察習近平文化思想，也是為了強調，習近平文化思想中的獨具創新性和突破性的文化理論觀點，與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實踐舉措，不是割裂的、外在的關系，而是相互貫通的、內在的關系。“體”（文化理論觀點）決定了“用”（文化建設的實踐舉措），“用”體現了“體”。比如，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是習近平文化思想中至關重要的“體”，這一認識論必然決定了方法論——著力加強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領導，確立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制定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實施辦法，制定《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條例》等一系列“用”，並且后者也集中體現了、確証著前者的根本要求。再比如，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堅定文化自信、“第二個結合”的理論觀點直接決定了“著力賡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文化建設的實踐路徑，當然，這一實踐路徑也體現了前者的基本邏輯。這類例子還有很多，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總之，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現了“由體以達用，由用以明體”的基本特征。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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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黃宇琪、趙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