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文化領導權思想，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洞察時代大勢、把握意識形態工作規律基礎上提出來的，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堅持和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是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為此，我們要系統把握、深刻領會、善於運用這一最新理論成果。
作為一種“軟權力”，文化領導權不同於政治領導權，不同於法律強制，而是通過文化吸引、說服、認同來產生廣泛而深刻影響的權力。同時，由於任何文化吸引、說服、認同、影響都離不開器物、符號、信息、語言、表演等文化媒介，離不開文化資源的運用，因而文化領導權也包括對文化生產與傳播的領導權。前者表現為文化軟實力、文化吸引力，如價值觀的力量、話語權等，后者則可通過不同形式的管理權體現出來。
要掌握文化領導權，就必須發揮好文化軟實力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軟實力集中體現了一個國家基於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產生的吸引力和影響力﹔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從根本上說，取決於其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價值觀的傳播離不開話語的建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由於西方長期掌握著“文化霸權”、進行宣傳鼓動，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存在太多被扭曲的解釋、被屏蔽的真相、被顛倒的事實。同時，我們的闡釋技巧、傳播力度還不夠，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的國際知曉率和認同度還不高，有時處於有理沒處說、說了也傳不開的被動境地。因此，有沒有話語權、是否善於掌握話語權，是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強不強的重要體現，是一個政黨是否善於掌握文化領導權的重要標志。基於此，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話語權的建構，強調要用中國理論、中國話語解釋中國實踐，立足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構中國話語與中國敘事體系。
文化領導權作為一種文化權力，既突出表現為話語權，也突出表現為管理權。兩者也不可分離，話語權是目的，而管理權是基礎。擁有管理權，未必就掌握了話語權，但要掌握話語權，就得有必要的管理權，在“后真相時代”尤其如此。話語權的建構有賴於相當規模和高品質的文化生產與傳播，有賴於文化管理水平的提高。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明了堅持和加強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全面領導的重要性，旗幟鮮明堅持黨管宣傳、黨管媒體、黨管文化、黨管教育等，強調增強陣地意識、責任意識，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這抓住了文化領導權構建的基石。
堅持和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必須把握好黨的文化領導權的基本屬性。
第一，真理性。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文化優勢。我們黨具有高遠的文化理想，堅持人類的基本道義，堅持用科學理論武裝全黨，用真理的力量動員人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一般性爭論和模糊認識，不能靠行政、法律手段解決，而是要靠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靠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真理揭露謊言，讓科學戰勝謬誤﹔話語的背后是思想、是“道”。不要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要把“道”貫通於故事之中。隻有這樣，我們才能佔領文化傳播和輿論斗爭的道義制高點。
第二，人民性。黨的文化領導權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做好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必須講黨性和人民性，黨性和人民性是相互統一的。黨領導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掌握文化領導權就是從文化上做爭取人心的工作，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導向，守護好人民的精神家園。黨必須與人民同心同德，文化上貼近人民，思想上得到人民的認同，同時保障人民的文化權益，激發人民的文化參與和創造力，從而不斷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
第三，主體性。黨的文化領導權要以中華文化主體性為依托。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文化自信、文化安全與民族精神獨立性等相關論述，都是對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深刻思考。這一主體性是在5000多年中華文明基礎上形成的，是黨領導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具有堅守本根、海納百川、與時俱進的文化生命力、創造力，是我們在當代文化競爭中構建文化領導權的最大底氣。
第四，斗爭性。馬克思主義政黨始終為真理而斗爭。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在與不同思潮論戰中發展壯大起來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民族復興的關鍵期，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其中既有硬實力的斗爭，也有軟實力的較量。今天全球思想文化相互激蕩、文明交流交融交鋒十分頻繁，而網絡是意識形態斗爭的主戰場。隨著新一輪信息傳播技術變革，思想文化斗爭更加復雜，我們必須敢於斗爭、善於斗爭，團結知識分子，善用行家裡手，堅持守正創新，堅持立破並舉、以立為本，不斷壯大主流思想文化，牢牢掌握思想輿論主導權。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文化領導權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是對文化本質力量的深刻洞察，表明我們黨對文化領導工作有了新的規律性認識，為我們堅持和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院）長]
[本文系作者在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發言摘編]
(責編：黃宇琪、鐘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