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式現代化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最新重大成果，在國際上引起廣泛關注。”科學社會主義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深入把握中國式現代化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最新重大成果，就需要深入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實踐中去。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實踐成功解決了經濟文化落后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之后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大難題，形成了獨特的現代化模式，超越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文明新形態，是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實踐，開辟了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新境界，對科學社會主義發展作出了原創性貢獻。當然，中國式現代化是進行時，不是完成時，其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創性貢獻還會隨著歷史進程的不斷拓展而越來越多地呈現出來。
一
馬克思關於“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理論設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建立在社會形態跨越基礎之上的，是一條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道路。從科學社會主義角度，深入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邏輯，需要基於馬克思關於“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理論視域進行考察。
馬克思晚年在對俄國農村公社的命運和俄國未來發展道路的反復思考中，提出了關於“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理論設想，主要內容體現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包括三封復信草稿）、《關於俄國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發展的札記》以及《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等文獻中。古羅馬士兵在卡夫丁峽谷戰敗，必須在由長矛交叉構成的“軛形門”下通過。這是對戰敗軍的最大羞辱。馬克思借用“卡夫丁峽谷”來比喻資本主義這道“軛形門”。俄國為什麼要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就是不想遭受資本主義帶來的災難和不幸，避免重走西歐國家那種對勞動人民的痛苦的、殘酷的剝奪即資本原始積累的老路：“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馬克思指出：“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指的是俄國出現的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跡象，“它一旦倒進資本主義制度的懷抱，它就會和塵世間的其他民族一樣地受那些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實質，就是跨越以雇佣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進入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從而避免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弊端。
俄國為什麼能“跨越卡夫丁峽谷”，或者說，為什麼具備跨越的可能性？馬克思至少從兩個角度做了說明。一是理論上的澄清。馬克思反對把他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即一切民族或國家，無論其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馬克思把資本主義起源及發展的“歷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歐各國的范圍內。那種認為包括俄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必然經歷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歷史哲學理論是“超歷史的”。由此可見，並非所有國家都要經歷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一些國家由於特殊條件“跨越卡夫丁峽谷”，是具有理論上的可能性的。二是現實上的說明。馬克思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的初稿中指出：“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俄國作為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並不具備實現西歐現代化的物質條件，但是，它與資本主義生產同時存在（並且不是西方資本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可以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成果，為俄國公社實現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共同勞動提供現成物質條件，為俄國進入社會主義奠定物質基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化、世界市場等為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學習和掌握西方資本主義積極成果提供了歷史條件。因此，俄國自身可以不經歷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但可以積極佔有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文明成果。為了批判那些資本主義制度的俄國崇拜者，馬克思提出這樣的問題予以反擊：“俄國為了採用機器、輪船、鐵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一段很長的機器工業的孕育期呢？同時也請他們給我說明：他們怎麼能夠把西方需要幾個世紀才建立起來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進到自己這裡來呢？”
當然，“歷史必然性”的論域限定，只能說明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具有理論上的可能性，其要轉化為現實性，必須具備一系列內外部條件。從內部條件看，首先俄國必須推翻沙皇專制制度，自身發生社會革命。“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証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麼，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新生的因素，變為優於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奴役下的國家的因素。”如果沒有爆發革命，俄國會很快轉變為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多的農民無產階級化，舊的共產主義公社也很快崩潰、解體。從外部條件看，西方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及其給予的積極支持，是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前提。對於能否跨越，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指出：“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復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互相補充論”既說明了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內部條件，也說明了西方無產階級革命支援這一外部條件。當年面對民粹派的錯誤觀點，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出，俄國農村公社盡管與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具有某些共同點，但是其本質是落后的、封閉的，單靠自身力量是無法走向社會主義的。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恩格斯非常明確地指出：“對俄國的公社的這樣一種可能的改造的首創因素只能來自西方的工業無產階級，而不是來自公社本身。西歐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以及與之俱來的以社會管理的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生產，這就是俄國公社上升到同樣的階段所必需的先決條件。”恩格斯把西方無產階級革命視為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的首要條件。那種認為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比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更有優勢進入社會主義的觀點（“落后優勢論”），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恩格斯終其一生都主張“共同勝利論”，並且認為，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勝利是經濟文化落后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根本歷史條件。“隻有當資本主義經濟在自己故鄉和在它興盛的國家裡被克服的時候，隻有當落后國家從這個榜樣上看到‘這是怎麼回事’，看到怎樣把現代工業的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來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時候——隻有到那個時候，這些落后的國家才能開始這種縮短的發展過程。然而那時它們的成功也是有保証的。這不僅適用於俄國，而且適用於處在資本主義以前的階段的一切國家。”馬克思恩格斯從沒認為俄國等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會先於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革命，而是始終認為，隻有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后，經濟文化落后國家才具有“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客觀條件。可見，馬克思恩格斯“跨越論”背后的理論邏輯仍然是俄國革命和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同時發生並相互補充的“共同勝利論”，我們不能把列寧后來的思想套用在馬克思恩格斯之上。
總而言之，馬克思關於“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理論設想主要針對的是存在著農村公社的俄國如何不經過資本主義制度而開辟一條跨越社會形態的社會發展新道路。顯然，這條道路不是針對中國的。但是中國共產黨人經過長期努力，成功探索到一條“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道路，即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學理闡釋，離不開“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理論視域。當然，這樣的“理論視域”不是僅僅局限於馬克思當年的歷史語境，而是要基於中國語境，特別是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成就，進一步拓展“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理論視界。以“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視角為參照系，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式現代化對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跨越有兩重含義：一是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中國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成功開辟了一條非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完成了現代化的歷史任務﹔二是中國式現代化將社會主義與現代化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了獨特的現代化模式，超越了資本主義文明，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馬克思對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乃至整個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思考，與其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關聯在一起的。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初衷就是擺脫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苦難”，克服其弊端。馬克思極其明確指出：“‘農村公社’的這種發展是符合我們時代歷史發展的方向的，對這一點的最好証明，是資本主義生產在它最發達的歐美各國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機，而這種危機將隨著資本主義的消滅，隨著現代社會回復到古代類型的高級形式，回復到集體生產和集體佔有而告終。”馬克思關於“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理論設想中，就包含了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批判，也包括了尋求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替代方案——以集體生產和集體佔有為顯著特征的新文明類型。中國式現代化對“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的創造性發展，在相當大程度上，體現在它創造了一種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新文明類型。正如有學者指出：“當今中國的歷史性發展之所以展現其世界歷史意義，是因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在於中國將成為一個現代化強國，而且還在於：它在完成其現代化任務的同時正在開啟一種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
二
中國式現代化破解了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大難題
馬克思恩格斯預測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生產力發達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並未如此，反而是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先后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后，如何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成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重大難題，也構成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大難題。列寧曾說過：“我們的革命是開始容易，繼續比較困難，而西歐的革命是開始困難，繼續比較容易。”所謂的“開始”指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繼續”則指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繼續比較困難”，指的就是經濟文化比較落后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之后，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難題。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創舉就是破解了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這一難題。
我們以“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設想為參照，揭示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邏輯，這些內在邏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破解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難題的“核心密碼”或“表現樣式”。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是建立在社會形態跨越基礎之上的非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新道路。
以1840年為標志性開端，中國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世界歷史”之中，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構成中華民族不得不遵循的“鐵的規律”。西方資產階級通過資本在全球擴張，開辟了現代文明時代。“現代化”取得了絕對權力，一切民族都要在現代化歷史進程中重估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裡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馬克思用“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這個表述，道出了世界各民族的普遍性的歷史境遇。西方國家在現代化的先行歷史進程中，既推動孤立的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也創造了新的世界秩序：“它（指資產階級——引者注）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西方資產階級在全球推廣以資本為核心的生產方式，引發全球性的變革，開啟了“現代化的世界進程”，中國被卷入“東方從屬於西方”的世界體系之中，西方的殖民入侵不僅推動舊制度的解體，同時也意味著古老中華文明唯有實現現代化才能存活，並再度激發活力。“現代化”是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中遭遇到的歷史性命運，這便是歷史趨勢、客觀規律。中國式現代化既遵循了世界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又呈現出多樣性、復雜性，其最突出的一點就是，走了一條“跨越卡夫丁峽谷”的非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新道路。中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直接過渡到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社會，跨越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中國不經歷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或沒有走上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並不是一個主觀問題，而是一個客觀問題。從外部因素看，帝國主義不允許資本主義在中國實現自由發展，即便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制度，所謂的現代化，無非是依附於帝國主義的現代化。從內部因素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天生就具有無法克服的軟弱性，無法承擔起建立獨立民族國家、推進現代化的歷史任務。簡言之，從科學社會主義視域看，中國跨越了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走了一條非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
中國式現代化沒有違背基於“五形態”的歷史發展規律，走的是人類發展的“文明大道”。實際上，人類社會的發展道路是統一性和多樣性的統一。社會發展道路的統一性，並不排斥道路的多樣性。“歷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一些民族或國家不會按照“五形態”依序發展，可能會出現跨越一個或幾個社會形態的發展情況。社會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並不否認歷史規律的客觀性、統一性。列寧曾深刻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人類社會基於“五形態”依序發展的一般規律，是立足於整個世界范圍而言的，並不是說，所有的民族或國家都要如此，而不能跨越其中的一個或多個社會形態。原本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跨越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並不能否認人類普遍經歷資本主義階段的歷史性，恰恰相反，實現社會形態跨越的中國要真正實現現代化，必須以佔有資本主義的一切積極成果為前提。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是立足於“不發達社會主義”，依托先進社會制度，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現代化。
按照馬克思關於“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理論設想，俄國跨越資本主義制度后，將進入共產主義新社會。對於這個新社會的發展階段、歷史方位，馬克思並沒有詳細論述。根據《哥達綱領批判》的相關論述，跨越之后進入的新社會應該是“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后來列寧明確為“社會主義社會”）。在馬克思的設想中，西歐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進入的新社會也是“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可能馬克思預測，俄國通過吸收資本主義一切積極成果，跨越進入的新社會與西歐發達國家經過長久陣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社會，本質上是一樣的，處在同一個歷史發展序列之中。但是，從社會主義現實運動來看，“跨越卡夫丁峽谷”后進入社會主義的國家顯然不同於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跨越資本主義制度進入的社會主義，是生產力水平低於發達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即“不發達社會主義”。而在馬克思的理論設想中，“跨越卡夫丁峽谷”之后進入的社會是生產力水平高於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發達社會主義”。中國式現代化對馬克思“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的突破在於，明確了經濟文化落后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制度后進入的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尖銳化而形成的“發達社會主義”，而是生產力水平低於資本主義發展水平的“不發達社會主義”。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
立足於“不發達社會主義”的中國式現代化，“必須破除離開生產力來抽象談論社會主義的歷史唯心主義觀念”，把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明確為其根本任務。在馬克思那裡，“跨越卡夫丁峽谷”，“跨越”的是資本主義制度，而不是資本主義所取得的人類普遍文明成果，特別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無論是對民粹派所推崇的“落后優勢論”的批判，還是對佔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成果的反復強調，都鮮明反映了馬克思所主張的“生產力不可跨越”的核心觀點。經濟文化落后國家“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這一自然的發展階段就是特定生產方式所代表的社會生產力發展階段。“歷史發展階段（即以某種生產關系處於支配地位的社會形態）可以超越，但它所達到的生產力是不能空缺的。如果說社會形態的更迭可以發生跳躍的話，那生產力的相應發展是必不可少的”。中國社會盡管實現了社會形態的超越，但是建立在現代工業基礎上的生產力不可跨越，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必須完成。“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脫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后於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
經濟文化落后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后面臨著落后的生產力與先進的社會制度之間的矛盾。列寧曾說過：“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此處所說的文化水平是廣義上的，指的是以生產力為基礎的物質文化水平。建立在“不發達社會主義”基礎上的中國式現代化之歷史任務就是，用一種先進社會制度來達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達到的生產力水平、社會發展文明程度。利用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大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跨越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特征。“並聯式”發展戰略是其鮮明體現，“我國現代化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發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時間。我們要后來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並聯式’的過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是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現代化新模式。
經濟文化落后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進入社會主義，採取什麼樣的經濟體制？馬克思並沒有明確闡述，他只是強調，要引進資本主義“建立起來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股份公司等等）”。根據《哥達綱領批判》的相關論述，社會主義消滅了商品貨幣關系，其本質上是實現計劃經濟體制的產品經濟社會。在實踐過程中，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也的確是通過計劃經濟體制來建設社會主義的。但是現實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設想的不一致。正如前文所說，“跨越卡夫丁峽谷”進入的新社會是“不發達社會主義”，根本不具備全社會直接佔有、消除商品生產的條件。鄧小平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不夠格”，一個重要所指就是我們沒有達到在生產力高度發達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的“資格”或條件。我們的社會主義處在什麼樣的歷史階段？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經歷三大歷史階段，“人的依賴關系”階段是第一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是第二階段，“自由個性”階段是第三階段。第二階段“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該歷史階段究其實質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階段。“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同步發展起來。”“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所意指的就是市場經濟邏輯。原本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盡管實現了社會形態的跨越，但是其仍然處於市場經濟發展階段。習近平指出：“經濟發展落后的國家在社會制度上能夠越過‘卡夫丁峽谷’，並不等於它們在經濟發展上也必然能夠越過商品經濟的‘卡夫丁峽谷’，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這樣的表述和設想。”市場經濟發展階段是一個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能夠破解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難題，根本一條就是，拋棄了社會主義只能搞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等傳統觀念，在理論上，認識到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逾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可以兼容﹔在實踐上，成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充分激活了資本的“文明面”，通過市場經濟體制極大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超越了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另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利用社會主義制度引導和規范資本，通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國家力量引導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服務於社會公正和人民幸福之偉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第四，中國式現代化避免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苦難”或“可怕的波折”，是致力於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現代化。
美國學者羅茲曼在《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試圖“通過考察中國現代化的歷程，我們希望勘定它在哪些方面遵循了其他進行現代化的國家所經過的基本路線，在哪些方面它又闖出了自己的獨特道路”。這實際上是基於具體實現方式把握中國現代化的特殊性。“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不僅在於現代化實現的具體方式與西方國家有著顯著不同，更在於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實質是實現現代性的內在超越，不再重復西方現代化歷程中的一切苦痛”。正如前文所說，包括俄國和中國在內的經濟文化落后國家之所以要“跨越卡夫丁峽谷”，就是要避免資本主義現代化對人民帶來的災難。資本主義現代化“人道主義災難”就是物對人的統治、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西方現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資本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為中心，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務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導致貧富差距大、兩極分化嚴重。”中國式現代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不僅體現在通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達到了甚至超過了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生產力水平，而且更體現在破解了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的人的全面發展問題。中國式現代化通過社會主義力量規范資本、引導社會生產，不以犧牲人民群眾利益、人的自由發展為代價推進現代化。對於社會主義現代化而言，“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是其基本實踐邏輯。簡言之，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一種超越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新現代化類型。資本主義現代化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駕馭資本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資本主義現代化所承擔的歷史轉化任務是實現由人對人的依賴關系向人對物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轉化，中國式現代化並不如此，它承擔著超越物的依賴性，向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發展轉化的歷史使命。
三
人類文明新形態：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
今天，我們談論“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歷史語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式現代化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最新重大成果，不僅僅在於它通過一種非資本主義方式“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在幾十年時間裡完成了西方幾百年完成的現代化任務，更在於它超越了資本主義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實現了對資本主義文明的“真正跨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於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中國式現代化展現了不同於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這一新圖景就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開創了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作為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有著豐富的內涵，其核心內容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人民為中心的文明形態。不同的價值觀塑造不同文明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文明，超越了以資本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文明。一般說來，文明的核心目標是兩個方面：“社會活動的發展和個人活動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人性的進步”，人的發展則是最為核心的表征。人類文明新形態始終把人的發展，把“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其一，人類文明新形態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生產邏輯、發展邏輯。人類文明新形態著眼於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各種條件，“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生產邏輯、發展邏輯是以物質生產、經濟發展為核心的總體性的、全面的邏輯，致力於人的全方位發展。正如習近平強調：“人類不僅追求物質條件、經濟指標，還要追求‘幸福指數’﹔不僅追求自然生態的和諧，還要追求‘精神生態’的和諧﹔不僅追求效率和公平，還要追求人際關系的和諧與精神生活的充實，追求生命的意義。”其二，人類文明新形態確立了實現人的豐富性和完整性的幸福生活邏輯，超越了以“佔有”為主要特征、以“消費”為基本取向的生活邏輯。資本主義文明塑造的人的生活方式是以對物的“佔有”、對商品的“消費”為核心取向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塑造的人的生活方式是“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佔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文明是朝著人類幸福的目標前進的”，但是幸福生活不在於實現對“物”的佔有，對物質欲望的滿足，而在於實現人的豐富性和完整性。“富有的人和人的豐富的需要代替了國民經濟學上的富有和貧困。富有的人同時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現的完整性的人，在這樣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實現作為內在的必然性、作為需要而存在。”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超越了單一的物化生活邏輯，把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人民真正內在的幸福生活作為根本生活邏輯。“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動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
（二）以新質生產力為顯著特征，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文明形態。生產力是文明的核心要素，是“文明的果實”。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強調：“由於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實——已經獲得的生產力被剝奪，所以必須粉碎生產力在其中產生的那些傳統形式。”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馬克思又作了進一步闡述：“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力的一切增長，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一切增長，如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辟、機器等等”。生產力不僅構成文明的核心內容，而且也是塑造文明、推動文明形態變革的根本力量。“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以生產工具為核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是區分不同文明形態的主要標准。生產力更是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文明具有本質性關聯。社會文明是以生產力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隻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則高度，鄧小平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生產力不在社會主義本質之外，而是構成其最根本的維度。談社會主義本質或文明，離不開生產力。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基於一種高於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新生產力類型。在世界現代化初期階段，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產生了巨大的進步性作用，“大工業創造了交通工具和現代的世界市場……它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工業文明是人類文明演進的一個階段而已，它必然被更高的文明形態所取代。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縱觀世界文明史，人類先后經歷了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產業技術革命，都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文明應當是超越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新文明形態，其生產力類型是以新質生產力為代表的先進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誠然，我們在這裡並沒有對新質生產力作進一步詳細闡釋，但關鍵的一點是極其清晰地呈現出來的：新質生產力超越了以工業化為核心的傳統生產力類型，是一種以科技創新為主導的先進生產力類型。鄧小平曾說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這種“更高的生產力”就是符合人類文明新形態本質的新質生產力。總而言之，把握文明形態，必須從“技術社會形態”根基處，將生產力納入其中﹔把握人類文明新形態，必須從21世紀人類文明發展潮流出發，將超越傳統生產力發展模式、以創新驅動為核心的新質生產力納入其中。新質生產力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關鍵之所在，是引領21世紀人類文明發展的新范式。
（三）駕馭資本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資本不過是文明的另一名稱。”西方現代化本質上是資本文明。近代以來，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從特殊性文明上升到普遍性文明，根本原因就在於以資本為核心的生產機制及其產生的“文明面”。馬克思指出：“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於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與以資本為核心的西方現代化不同，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徹底否定資本，形成了“反資本的現代化模式”。中國式現代化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既表現為超越了西方的資本現代化模式，也表現為超越了反資本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構建了駕馭資本的社會主義文明模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是帶動各類生產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紐帶，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要發揮資本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同時，必須認識到，資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規范和約束，就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可估量的危害。”資本是具有雙重屬性的，即生產要素與生產關系，呈現出促進生產力的生產邏輯與追逐剩余價值的價值增殖邏輯。因此，駕馭資本表現為兩個層面：一是充分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在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二是規范和約束資本的逐利本性，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防止資本的價值增殖邏輯、商品交換原則滲透和支配整個社會生活。“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資本是一個“擴張著的主體”，會膨脹為“總體性權力”，實現對整個社會的控制。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之所以能夠超越資本文明，就在於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能夠有效駕馭資本，防止資本無限擴張。駕馭資本的核心力量有兩個。一是各種類型的公有資本。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正確處理不同形態資本之間的關系，在性質上要區分，在定位上要明確，規范和引導各類資本健康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等公有資本形態直接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它們會通過經濟手段，積極規范和引導民營資本、外國資本等非公有資本形態，抑制其所具有的價值增殖邏輯和逐利本性，發揮其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二是黨領導下的國家權力。對於資本主義而言，國家權力終究是資本的“拐杖”，服從於資本利益，根本無法駕馭資本。對於社會主義而言，黨領導下的國家權力既是推進現代化發展的動力，也是駕馭資本的平衡力量。在社會主義中國，黨領導下的國家權力通過公有資本、基本經濟制度、法律安排等各種方式，承擔著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功能，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給資本設立“紅綠燈”，健全資本發展的法律制度，就是運用黨領導下的國家權力駕馭資本的典型表現。
（四）以全過程人民民主為標志的政治文明。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曾指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已有基礎上不斷創新突破，創造性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開辟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新境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超越了以西式民主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政治形態。首先是在價值目標上。民主的真正價值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通過掌握國家、社會的權力，實現對自身命運的掌控。“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法律、國家本身，就國家是政治制度來說，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規定”。人民主權是民主價值的核心表現。“必須使國家制度的實際承擔者——人民成為國家制度的原則。”在與封建統治階級的斗爭中，資產階級雖然也反對專制，打出“民主”旗號，但是資產階級民主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之上的，因此，其內在價值只能是保証“少數人”“富有者”的“當家作主”。正如馬克思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價值上強調的是以全體人民為主體的最廣泛的社會主義民主，人民既在整體上掌握和控制國家權力，又在各領域全方面享有廣泛而真實的民主權利。其次是在制度設計上。資產階級民主在發展過程中，逐步構建起代議制、三權分立、政黨競爭、自由選舉等民主制度。這些制度並沒有真正實現人民民主、保障人民權利，選舉制度淪為有錢人的游戲，政黨制度蛻變為黨派之爭。全過程人民民主構建起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體系，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制度安排，有效保証人民享有更加廣泛、更加充實的權利和自由，保証人民廣泛參加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再次是在現實實踐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參與實踐。”不同於人民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的“選舉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全方位的民主渠道，人民群眾可以全過程參與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實踐環節，具體地、現實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最后是在道路選擇上。西方把資產階級民主模式視為“普世”“唯一”的民主發展道路。恰恰相反，“用單一的標尺衡量世界豐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單調的眼光審視人類五彩繽紛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國家的國情和性質不同，政治制度和政治發展道路顯然也是不同的。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成功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全過程人民民主以這一獨特的政治發展道路為根基、前提，同時又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豐富和發展了這一道路。“歷史終結論”有一個觀點：“在所有社會的發展模式中，都有一個基本程序在發揮著作用，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全過程人民民主及其蘊含的道路邏輯說明了一個道理：“治理一個國家，推動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並不隻有西方制度模式這一條道，各國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來。可以說，我們用事實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宣告了各國最終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為歸宿的單線式歷史觀的破產。”
（五）走向共同富裕的文明形態。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核心規定。如何理解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一種實現共同富裕的文明形態，一種物質富足與精神富有相協調的文明形態？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闡述。（1）財富的文明邏輯。財富不是外在於人的自然存在，而是“人化”的產物，與人的本質、精神具有內在關聯。黑格爾早在《精神現象學》中就揭示了財富的倫理維度，他認為，財富是人類“普遍的精神的本質”。“它（財富——引者注）既因一切人的行動和勞動而不斷地形成，又因一切人的享受或消費而重新消失。”黑格爾深刻指出，財富因“共同勞動”而形成，又因“共同享受”而重新消失。在黑格爾看來，共同富裕的文明問題無非是“共同勞動”出了問題，或“共同享受”出了問題，抑或兩者之間的關系出了問題。馬克思通過唯物史觀把共同勞動與共同享受的問題科學轉化為“財富的創造與分配”問題。財富的不同創造與分配模式，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態。寬泛說來，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一種既能夠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創造和積累社會財富，又能夠避免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文明形態。（2）物質生活共同富裕的文明形態。從物質文明變遷角度看，“共同”與“富裕”在歷史進程中始終存在張力。在原始社會，由於生產力極度低下，人們通過共同協作方式進行勞動，對極有限的社會財富也是共同佔有，這一階段可以說是“富裕不足而共同有余”。私有制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文明時代則是“少數人富裕有余而共同不足”的文明形態。資本主義文明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社會從“匱乏”走向“富裕”，但是富裕的“共同性”卻走向谷底：“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資本主義文明也許能夠解決財富的創造問題，但是解決不了財富的公平分配問題。中國式現代化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斷創造致力於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人類文明新形態。（3）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明形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資本主義文明的顯著特征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人被物化、異化了，精神世界“匱乏”。人類文明新形態超越了單向度富裕的文明形態，將促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特別是精神層面的發展有機統一起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並且把他作為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系的人，因而具有盡可能廣泛需要的人生產出來——把他作為盡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會產品生產出來（因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須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須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始終堅持“精神財富的創造與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防止資本邏輯對精神生產的宰制，圍繞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需要，生產出更多的產品讓人民獲得更多的精神享受，讓每個人擁有精神生活的享有權。
（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類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態文明是工業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要求。”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是一種超越了傳統工業文明、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1）生命共同體。傳統工業文明秉承人與自然的二元論，背后是人支配自然、統治自然的哲學思維。馬克思堅決批判人類中心主義，強調自然界對於人類的先在性。“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人作為主體，的確可以改造自然，但是無節制地改造自然，最終會導致“自然的報復”，影響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生態文明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哲學思維，強調“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與自然不是相互孤立、相互對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是命運與共、美美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特別是，人類怎麼對待自然，自然也會怎麼回饋人類。（2）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傳統工業文明隻承認自然外在的“物質價值”“經濟價值”，在資本邏輯的驅使下，自然被當作資本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工具，不斷被開發、攫取和破壞。“建設生態文明，首先要從改變自然、征服自然轉向調整人的行為、糾正人的錯誤行為。”生態文明重新厘定了人與自然的價值關系，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調整了人類對待自然的行為模式，強調人類對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生態就是發展生產力”等論斷，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對待自然的新文明態度。承認自然內在價值的生態文明，必然將保護自然環境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有機統一起來。（3）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由資本驅動的工業文明肆無忌憚地、無節制地改造自然、壓榨自然，過度消耗自然資源，嚴重破壞生態環境，這種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發展方式是“反文明”的、不可持續的。生態文明要實現文明觀、發展觀的深刻變革，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國式現代化順應生態文明變革的大方向，堅持走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之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必須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積極引導消費觀念和消費行為的理性化、綠色化，推動整個社會由高消費的生活向高品質生活、綠色生活的大轉型。
（七）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明秩序。把握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豐富內涵，既要置於民族國家框架，也要置於世界視角。作為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為解決人類重大問題提供了智慧和方案，為引領整個世界文明走向提供了全新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承繼馬克思的“共同體”思想，建構“真正的普遍文明”。“隻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隻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當今世界是西方文明建構的“虛假的共同體”，是西方單一文明的全球化、普遍化。在“虛假的共同體”中，不同國家、文明是不平等的，基於西方中心論建構的文明等級論常常帶來的是不同文明的沖突。“西方對其他文明事務的干預,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穩定和潛在全球沖突的唯一最危險的因素。”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了西方中心論支配下的現代文明、世界秩序，為當今世界提供了一種超越西方中心論的全球治理模式和文明秩序。（1）和平共同體。西方文明對世界政治的基本認知就是“敵友區分”。“所有政治活動和政治動機所能歸結成的具體政治性劃分便是朋友與敵人的劃分。”人類命運共同體反對敵我區分、對抗性邏輯，主張國家之間、文明之間構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摒棄冷戰思維、霸權邏輯，主張對話協商處理矛盾分歧，致力於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共同體。（2）安全共同體。西方文明推崇所謂的“絕對安全”，但是這種安全是建立在別國不安全基礎之上的，是通過霸權手段、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建立的“自建獨享”安全。人類命運共同體摒棄絕對安全觀，主張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強調要照顧到不同國家的安全關切，主張以對話協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決安全難題，致力於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共同體。（3）發展共同體。西方文明本質上是資本文明，由西方發達國家和國際資本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加劇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沖突，全球不平衡現象嚴重。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倡“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新型全球化方案，主張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讓發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國，致力於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經濟共同體。（4）文明共同體。西方文明推崇單數文明觀，認為世界文明交往無非是西方單一文明的全球傳播，承擔著“文明開化使命”。“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復數文明觀，尊重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致力於建設一個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明共同體。
結語
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是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基礎上建立的，因此，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在“跨越卡夫丁峽谷”之后，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就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全新課題。中國式現代化創造性地將社會主義與現代化成功結合起來，開辟了一條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道路，使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為科學社會主義發展作出了原創性貢獻。中國式現代化遵循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為解決21世紀世界難題和人類重大問題提供了文明智慧和文明方案，為社會主義文明和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原創性貢獻。中國式現代化在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其所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在社會主義文明發展史上也具有裡程碑意義。〔本文注釋內容略〕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5年第7期
(責編：黃宇琪、林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