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作中有兩次用典出自《孟子》。一次是1918年4月，《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中“名世於今五百年”，用典出自《孟子·公孫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一次是1958年7月，《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六億神州盡舜堯”，用典出自《孟子·告子下》：“人皆可以為堯舜。”
毛澤東心目中的孟子是“中國古代的聖人”，一位長期起著思想指導者作用的“名世者”。毛澤東自幼就接受包括《四書》在內的傳統文化教育，而《四書》中的《孟子》是地位僅次於《論語》、篇幅最長的一本書，也是在毛澤東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本書。《孟子》中的志氣、道義、民本、智慧、文採都深深地吸引了毛澤東，影響了毛澤東。
一、關於《孟子》中的志氣
（一）尚志與養氣。
“志”即目標、願望，志氣的“氣”是朝著目標和願望的努力奮斗。宋儒程頤認為“孟子有功於聖門”的一個突出貢獻是：“仲尼隻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
孟子崇尚大志向，《孟子·盡心上》記載：“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何為孟子的大志向？這體現在孟子說的兩句話上：“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治平天下也﹔如欲治平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要實現這個大志向需要有志氣的“氣”。《孟子·公孫丑上》將志與氣結合起來：“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孟子重視“養浩然之氣”，認為“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間”，其養法是“配義與道”。孟子的“浩然之氣”即后人說的“正氣”“骨氣”“氣節”，是中國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孟子的“浩然之氣”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文天祥是其一，留下了“天地有正氣，於人曰浩然”的豪邁詩句。
早年毛澤東在《講堂錄》中記錄了孟子之志氣：“孟子嘗言志矣，曰：志至也，氣次也。持其志，毋暴其氣。曰：夫天未欲治平天下也，如欲治平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我亦欲正人心，定邪說，距跛行，以承三聖者。”
孟子之志影響了毛澤東。“名世於今五百年，諸公碌碌皆餘子。”表達了早年毛澤東救國救民的志向。在這種志向中，他希望自己能成為像孟子那樣的影響世道的思想指導者。直到晚年毛澤東說“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討嫌時，希望隻剩下“導師”這個詞。
孟子的“浩然之氣”也影響和激勵了毛澤東。早年毛澤東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所寫的批注中寫道：“吾之意與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及大丈夫兩章之意，大略相同。”全面抗戰一周年時，毛澤東出席延安各界舉行的追悼抗日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大會，在大雨中為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奠基，在哀樂聲中為死難者敬獻花圈。毛澤東向抗日陣亡將士獻的挽詞是“抗戰到底，浩氣長存”八個大字。
（二）志氣的恆與堅。
孟子所談的志氣有一個“恆”字，即《孟子·告子上》講的不是三心兩意、“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而是持之以恆、“專心致志”。
1915年，毛澤東曾寫過這樣一副對聯自勉：“貴有恆，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無益，隻怕一日暴十日寒。”1917年，毛澤東在《體育之研究》中寫道：“凡事皆宜有恆，運動亦然。有兩人於此，其於運動也，一人時作時輟，一人到底不懈，則效不效必有分矣。”
孟子所談的志氣有一個“堅”字，即《孟子·滕文公下》講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1939年5月30日，毛澤東談什麼是模范青年時說：“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這個方向是不可動搖的，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氣來堅持這個方向。”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被國民黨特務殺害。7月13日，毛澤東、朱德致李公朴家屬唁電，用孟子“大丈夫”的志氣贊揚和吊唁李公朴的美德，文中寫道：“驚悉李公朴先生為反動派狙擊逝世，無任悲憤！先生盡瘁救國事業與進步文化事業，威武不屈，富貴不淫，今為和平民主而遭反動派毒手，是為全國人民之損失，抑亦為先生不朽之光榮。”
（三）志氣的磨礪。
志氣是需要磨礪的。
毛澤東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喜歡引用《孟子·告子下》的一段話：“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他在《講堂錄》中有這樣的記錄：“惟安貧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戰爭時期，毛澤東曾對方強、李銀橋等多人談過孟子的這段話。1943年4月9日，他將孟子這段話中的句子隨手拈來，在給陳毅的信中寫道：“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
經濟困難時期，他多次闡明“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道理。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說：“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這一年，毛澤東在講國內國際形勢時，多次告誡人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1965年7月，毛澤東女兒李訥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毛澤東送自己喜愛的四句話給女兒作為座右銘，第一句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二、關於《孟子》中的道義
（一）志於道。
《孟子·盡心上》中講：“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在孟子眼裡君子是“志於道”的人，即追求道義的人。不經過日積月累取得一定的成就，就不能通達事理，就像流水不填滿地面上的坎坎窪窪就不會前進一樣。
毛澤東很喜歡孟子的這段話，從長沙求學時起就重視“志於道”，重視知識和德才的積累。他在《講堂錄》中寫道：“孟子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淺薄者流，亦知省哉。”
毛澤東一生都喜愛與“志於道”的人交往，討厭見面就談吃喝玩樂的人。黨的七大上，毛澤東說：“我們的同志見了面，不要隻講生活怎麼樣，不要把生活問題變成主要的話題。”
（二）道義決定生死。
孟子所講的道，有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意思﹔有時講的是方法﹔更多的從人類社會角度講的是道義。程頤認為“孟子有功於聖門”的另一個突出貢獻是：“仲尼隻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孟子·告子上》中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孟子的仁是仁義的仁，孟子的禮是禮義的禮，孟子的道是道義的道。孟子認為道義決定生死，決定治亂。《孟子·離婁上》有一段對后世影響極大的話：“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毛澤東在蔣家王朝敗亡時揮筆寫下《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那“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的詩句，不正是強調了道義決定生死嗎？毛澤東那樣重視群眾路線、重視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既有馬克思主義之根，也有孟子“有道”“正道”思想之源。
從治國的角度看，孟子所講的道就是“堯舜之道”。《孟子·公孫丑下》中講：“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在孟子看來堯舜之道就是遵循人本來就有的誠心善意、順民心以仁政治理天下之道。堯舜之道的基礎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有平等二字。所以《孟子·告子下》贊成“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說法，認為“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
毛澤東欣賞孟子所講的堯舜之道，尤其欣賞“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平等觀。他強調的“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全軍一致”，是以平等為基礎的。他所希望的眾志成城的凝聚力、戰斗力，正是“平等”生出的效力。
1958年7月1日，毛澤東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寫道：“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自那之后，春節寫對聯、貼對聯，年年都有老百姓寫“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這副對聯，貼這副對聯。“六億神州盡舜堯”，是毛澤東對全中國人民齊心協力、意氣風發走正道的贊頌。
（三）道義決定勝負。
從軍事角度看，孟子認為得道才能得到勝利。《孟子·公孫丑下》有這樣一段話：“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天下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毛澤東非常重視孟子的這段話，重視戰爭中天時、地利、人和因素，他說：“不得其時，不得其地，不得部隊之情況，都將不能取勝。”他尤其重視人和因素，在《論持久戰》中闡明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失道寡助﹔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得道多助。
他指出：“日本雖能得到國際法西斯國家的援助，但同時，卻又不能不遇到一個超過其國際援助力量的國際反對力量。這后一種力量將逐漸地增長，終究不但將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並將施其壓力於日本自身。這是失道寡助的規律，是從日本戰爭的本性產生出來的。”
他認為中國則相反，“由於中國戰爭的進步性、正義性而產生出來的國際廣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總起來說，中國的短處是戰爭力量之弱，而其長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進步性和正義性，在其是一個大國家，在其國際形勢之多助。這些都是中國的特點”。
后來，毛澤東多次講邪不壓正，得道多助，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是失道寡助的。1970年5月上旬，美國出兵侵入柬埔寨，擴大印度支那戰爭。5月20日，毛澤東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聲明中說：“無數事實証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隻要敢於起來斗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
三、關於《孟子》中的民本
（一）民為君之本。
孟子道義觀的基礎是以民為本。民本思想貫穿於《孟子》全書。孟子反復強調“仁政”（王政）之本在民。《孟子·離婁上》中講：“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毛澤東一生都重視這個“本”字。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寫道：“聖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孔孟對答弟子之問，曾不能難，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並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
《孟子·盡心下》提出了著名的“民貴君輕”之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孟子·梁惠王下》中講：“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這是講民決定君，得民心者得天下。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觀，以及《愚公移山》裡講我們堅持不斷地工作也會感動上帝，“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其思想淵源之一就是來自孟子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1944年7月18日，毛澤東在延安會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成員武道，談到民主政治問題時說：我們批判地接收中國長期的傳統，繼承那些好的傳統，而拋棄那些壞的傳統。在政治科學方面，我們從國外學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國歷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傳統。共和一詞，就來源於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中國農民富有民主傳統，千百次大大小小的農民戰爭有著民主的含義。1958年8月，毛澤東講“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列舉的例子中又有孟子的“民貴君輕”之說。
（二）兵民是勝利之本。
孟子不僅認為得道者戰必勝，還多次從“仁政”（王政）、以民為本的角度闡明無敵於天下的思想。《孟子·盡心下》中講：“仁人無敵於天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孟子·公孫丑上》中講：“尊賢使能，俊杰在位”，保護天下商人、旅客、農人、居民的利益，“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毛澤東多次闡釋和引用孟子關於“無敵於天下”的觀點。他在《論持久戰》中指出：“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
大生產運動中，毛澤東說：“隻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作群眾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於天下’。”
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說：“我們的口號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雜言詩·八連頌》中寫道：“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毛澤東認為，兵民是勝利之本，民心所向決定戰爭勝負。
抗日戰爭開始后，他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解放戰爭開始后，他又指出：“蔣介石軍事力量的優勢，只是暫時的現象，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也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蔣介石戰爭的反人民的性質，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這方面，人民解放軍則佔著優勢。人民解放軍的戰爭所具有的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性質，必然要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這就是戰勝蔣介石的政治基礎。”
以民為本，在農業國的中國不能不高度重視農民，因為在當時農民佔全國人口的80%。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所指引的中國革命的道路是以土地革命為依托、以農民為主要力量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毛澤東認定抗日戰爭根本上是農民的戰爭，隻有把廣大農民發動起來、組織起來，並在很大程度上發揮游擊戰爭的威力，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在七大上告誡全黨：“不要把‘農民’這兩個字忘記了﹔這兩個字忘記了，就是讀一百萬冊馬克思主義的書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你沒有力量。”
（三）食為民之本。
天下人民的普遍要求最根本的就是要有吃的、有穿的。所以《孟子·滕文公上》中講：“民事不可緩也”﹔“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在孟子看來，仁政（王政）之本在民，民之本在衣食，尤其在食。
《孟子·盡心上》中講：“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梁惠王上》提出：“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歲免於死亡。”
接著，孟子解釋了他強調的“本”：“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早年毛澤東在《講堂錄》中有這樣一段記錄：“農事不理則不知稼穡之艱難，休其蠶織則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風》陳王業之本，《七月》八章隻曲詳衣食二字。《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於田裡樹畜。”“王道之極亦隻衣帛食粟不飢不寒而已”。這是對孟子“民事不可緩也”“夫仁政，必自經界始”“使有菽粟如水火”的精到解讀。
革命時期，毛澤東重視分配土地給農民、減租減息，重視關心群眾生活、發展生產，將減租和生產作為兩件大事來抓，以解決奪取革命勝利的群眾基礎和物質基礎問題。毛澤東認為革命勝利后，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
（四）孟子的“三寶”與毛澤東的“三寶”。
《孟子·盡心下》中講：“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突出表現。政事就是治國理政的事情，主要的是政治。
政事突出的內容，一是要處理好土地問題，通過制定土地政策，不使土地閑置，也不讓土地集中到少數人手裡，盡可能地發揮土地使用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二是要解決好人民的需求問題，使人民衣食有保障不為生存而擔憂，盡可能地發揮民力、民心的作用。為政者，特別是在傳統農業社會中，不以“土地、人民、政事”為寶，而以自家的金錢、珠玉為寶，隻能為世人所不齒。
毛澤東說：“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毛澤東所提出的這“三寶”是對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是在革命實踐中產生的，但與孟子的“三寶”也似有相通之處，很難說沒有一點思想影響。
統一戰線就是要“得人”，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廣交朋友，使我們的人越來越多，我們的敵人越來越少。這與孟子“三寶”中的“人民”這一寶是相通的。
武裝斗爭的主要參加者是農民，依托的是農民土地問題的解決，立足之處是根據地。這與孟子“三寶”中的“土地”這一寶是相通的。
“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毛澤東的“黨的建設”這一寶，與孟子以處理土地、人民問題為主要內容的“政事”這一寶也是相通的。
四、關於《孟子》中的智慧樂
毛澤東是一位有大智慧的歷史偉人。孟子對毛澤東大智慧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心之官則思”“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三個思想方法上。
（一）“心之官則思”，強調思索的重要。
《孟子·告子上》中講：“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唐朝韓愈將此提煉為“行成於思毀於隨”。毛澤東喜歡“心之官則思”這句名言所表達的思想方法，多次引用和發揮。
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的講演中說：“腦筋這個機器的作用，是專門思想的。孟子說：‘心之官則思’。他對腦筋的作用下了正確的定義。凡事應該用腦筋好好想一想。俗話說：‘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是說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們黨內濃厚的盲目性，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成分析的習慣。”
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會議結論的報告中說：“我們要提倡想問題。早幾年前《新中華報》要我寫幾個字，我當時是有感而發，就寫了兩個字‘多想’。‘多想’，就是說要開動腦筋。”“孟子說‘心之官則思’，兩千年以前他就規定了腦筋的任務。我們全黨要提倡想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對具體的問題作具體的分析，這是列寧講的，我們恰恰缺乏這一點。所以，要提倡多想，這樣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這是毛澤東聯系當時黨內思想的具體實際，對“心之官則思”最透徹的闡釋、最極致的發揮。
毛澤東從“心之官則思”到倡導多思多想多分析，甚至進入了他的詩詞創作之中，如他在《雜言詩·八連頌》中寫道：“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
（二）“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重視事物的特殊性，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和而不同”反對抹煞差別的絕對同一，主張在重視特殊性的基礎上注意與普遍性的聯結。“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則進一步強調從特殊性出發，是孟子對孔子“和而不同”思想的發展。
《孟子·滕文公上》記載：孟子對許行“市價不二”的主張批評道：“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
毛澤東反對從普遍性出發、忽視特殊性的教條主義。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即寓於矛盾的特殊性之中。
毛澤東在1936年12月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研究戰爭“應該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1937年8月，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教條主義者“不了解研究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對於我們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因此，關於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應當著重地加以研究”。
毛澤東從特殊性出發的思想方法，首先來源於馬克思主義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的根本方法，但與歷史傳統上孟子“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的思想方法也有著密切的聯系。
毛澤東多次引用和發揮“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1954年10月，印度總理尼赫魯訪問中國，毛澤東曾四次同尼赫魯談話。10月21日的談話中，毛澤東說：“中國古代的聖人之一孟子曾經說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這就是說，事物的多樣性是世界的實況。馬克思主義也是承認事物的多樣性的，這是同形而上學不同的地方。”在毛澤東看來，在世界各國中搞清一色既不可能也無必要，而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各國建立外交關系則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分析經濟發展不平衡與平衡的關系時，又一次引用和發揮“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毛澤東不是隻講矛盾的特殊性，不講矛盾的普遍性，相反，他認為不齊與齊、個別與一般、個性與共性、矛盾的特殊性與矛盾的普遍性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是相互聯結，並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毛澤東反對從原則、從普遍性出發的禍害實踐的教條主義。這是他看重“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的道理所在。
（三）“人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強調正確處理“不為”與“有為”的關系。
孟子圍繞“為”，曾分析了“不為”與“不能”、“自為”與“他為”、“不為”與“有為”三個方面的關系。
《孟子·梁惠王上》中講：“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這裡就“不為”與“不能”的關系，講明脫離客觀條件主觀蠻干是“不能”，客觀條件允許卻不干是“不為”。
《孟子·滕文公上》中講：“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這裡圍繞“自為”與“他為”關系，肯定社會分工、“通功易事”的合理性。
《孟子·離婁下》中講：“人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這裡勾畫出“不為”與“有為”的辯証關系，隻有在某些事情上不為才能在另一些事情上有所作為。孟子對“他為”與“自為”關系的認識，道出“通功易事”才能取得好的比較效益，也包含著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的認識。
毛澤東欣賞孟子對“不為”與“有為”關系的認識，多次引用和發揮孟子這方面的思想方法。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必要條件，為建立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需要有必要的讓步，有必要的“不為”。他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彼此不挖牆腳，彼此不在對方黨政軍內組織秘密支部﹔在我們方面，就是不在國民黨及其政府、軍隊內組織秘密支部，使國民黨安心，利於抗日。‘有所不為而后可以有為’，正是這種情形。沒有紅軍的改編，紅色區域的改制，暴動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實現全國的抗日戰爭。讓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極的步驟達到了積極的目的。”同時，毛澤東闡明合作不能變成混一，不能放棄“有為”，不能沒有獨立自主，否則，必然犧牲統一戰線。“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1958年8月19日，毛澤東說：我們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大工業國。為了這個目的，必須集中力量把大工業搞起來，抓主要的東西，對次要的東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在一定時期，隻能搞幾件事情。要講透“有所不為而后才有所為”的道理。他這時強調的以鋼為綱，以犧牲別的項目來保証完成鋼的指標，有急躁冒進的傾向，難以做到“有所不為而后才有所為”。
與此不同，兩年前，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說：“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這樣才能做到“有所不為而后才有所為”。
五、關於《孟子》中的文採
毛澤東是一位文章大家、詩詞大家。他重視文採，曾在一份講話提綱中化用《左傳》的話寫道：“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孟子文章縱橫馳騁，汪洋恣肆，經典語錄俯拾皆是，極有感染力。加上孟子極富雄辯色彩，其思想主張都是在與對手的辯論中闡述出來的，優美的文筆及吸引人的話語方式，給后世以重大影響。毛澤東之文採顯而易見受到孟子的影響。
毛澤東寫文章也好，講話也好，常常將《孟子》章句隨手拈來。下面舉幾個例子：
1937年、1938年，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的學生從四面八方源源不斷地涌向延安。毛澤東給他們三天一小講，五天一大講。其中總要講這樣一句：“同志們從廣東、廣西、湖南、湖北、雲南、貴州、綏遠、新疆，‘不遠千裡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抗戰的事是為了國家。”毛澤東肯定了青年們到延安來的正確選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這是《孟子》一書的開篇語。毛澤東風趣地引用“不遠千裡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是為了烘托“抗戰的事是為了國家”，同時很好地活躍了與學員們交流的氣氛。
為宣傳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6年9月8日，毛澤東致信邵力子，信中寫道：“語雲：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己彎弓而射之，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為河漢乎？‘開發西北’，‘建設西北’，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辦法則不可。”“越人彎弓而射之”，“先生之志則大矣”，出自《孟子·告子下》。“先生之志則大矣”，后來毛澤東又多次引用。
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批評速勝論者的錯誤時寫道：“這些朋友們的心是好的，他們也是愛國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的看法則不對，照了做去，一定碰壁。”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會議上作口頭政治報告時說：“有人說我們黨要改改名稱才好，他們說我們的綱領很好，就是名稱不好，‘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毛澤東對此的答復是：“我們黨的名稱還是不要改。我們的名稱，中國人民是喜歡的。”
1945年7月10日，毛澤東在《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一文中寫道：“在蔣介石的三月一日的演說裡，對於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公意而提出的召開黨派會議和成立聯合政府一項主張，則拒之於千裡之外。對於組織一個所謂有美國人參加的三人委員會來‘整編’中共軍隊，則吹得得意忘形。”“拒之於千裡之外”，即“距人於千裡之外”，出自《孟子·告子下》。
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閱讀薄一波報送的陳正人關於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報告和給薄的信，寫了幾條批注，其中有一條批注中寫道：“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出自《孟子·盡心下》：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還可以舉出多條毛澤東對孟子話的引用。總起來看，毛澤東對孟子話引用之多、內容之廣、分布時間之長，是先秦諸子中少有的。毛澤東寫文章、講話中使用的很多詞匯也來自《孟子》。比如：“翻然改進，棄舊圖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比如說，“為富不仁”“好為人師”“自以為是”。比如說，“簞食壺漿”“心悅誠服”“取長補短”。比如說，“為淵驅魚”“為叢驅爵（雀）”“明察秋毫”等等。
就像對孔子不喜歡勞動等有所批評一樣，毛澤東對孟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等思想也是有所批評的。
延安大生產運動中，毛澤東認為大生產運動使知識與勞動團結起來，消滅了過去勞心與勞力分裂的現象。他說：歷史上幾千年來做官的不耕田，讀書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國黨政軍學，辦黨的，做官的，大家干起來，那還不是一個新的中國嗎？你們將工農商學兵結合起來了。文武配合，知識與勞動結合起來，可算是天下第一。他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點是不對的，應當改為“萬般皆下品，唯有勞動高”。
孟子對毛澤東也有一些負面影響。比如，雖然孟子反對拔苗助長、反對“挾泰山以超北海”的主觀妄為，但他的“萬物皆備於我”則過分強調了主觀能動性。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與過分強調主觀能動性是有聯系的。這也更說明對傳統文化採取批判繼承態度的重要性。
總起來看，孟子對毛澤東的積極影響是主要的。《孟子》的志氣、道義、民本、智慧、文採在毛澤東身上的影響和傳承，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成果毛澤東思想的傳統文化基礎之一。毛澤東文章令人喜讀、深入人心，與對包括《孟子》在內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密不可分。
(作者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中直黨校指導老師)
(責編：宋美琪、白 翔)